从公益捐赠者，到基金会，再到民间自发组织，最后到受益人群，这是一条完整的公益慈善生态链。

“国内基金会已步入快速成长期，几乎每半天就成立一家基金会!”从第二届中国公益慈善项目展示交流会上，《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获知了这个令人惊讶的信息。

9月21--23日于深圳举行的这次展会上，有800多个公益慈善机构和项目参展，从中可以看到，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三方携手，聚焦救灾救助、社会组织发展、企业社会责任、公益慈善创新等业内最受关注的议题，在更加明确自身责任、注重专业化运作上作出了探索和努力。基金会与民间自发组织互动以构建更为完善的公益生态链，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在公益慈善事业较为发达的社会，会形成从公益捐赠者到基金会(支持性机构)，再到民间自发组织(一线服务机构)，最后到受益人群的完整链条，不同类型的公益机构和组织发挥各自优势，构成比较清晰的专业化分工。

在中国内地，传统基金会涉足一线操作、民间自发组织为注册便利登记为基金会的情况比比皆是。普通公众并不清楚基金会与民间自发的操作型组织之间有什么异同，在他们看来，这些都叫慈善组织，做的事情都是筹钱、出力、帮助弱势人群。

近年来，我国基金会数量激增，传统公募基金会加快了去行政化脚步，企业和企业家发起的非公募基金会也开始发挥作用。尽管他们在专业化和独立性的方向上仍有很长的道路要走，但已经给民间自发组织释放了积极的信号。

基金会透明度迅速增加

基金会中心网是我国多家基金会联合发起的行业信息披露平台。根据该网实时数据，截至今年9月29日，国内基金会数量达到3399家。其中公募基金会1368家，非公募2031家。与2012年底的2912家比起来，在三个季度的时间里增加了将近500家，几乎相当于每半天就成立一家基金会。

在地区分布方面，江苏、广东、浙江三省基金会数量最多，分别已有431家、320家和291家。北京以258家紧随其后。其中，非公募基金会增加的势头尤其显著。中国社科院9月17日发布的民间组织蓝皮书指出，2010年时中国公募基金会与非公募基金会的数量基本持平，现在，非公募的数量已超过公募的1.5倍。

在规模方面，清华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程文浩在慈展会上介绍，截至2012年12月，中国基金会的总资产已达到604亿元，年度捐赠总收入337亿元，年度公益总支出256亿元。

与基金会数量飞速增长不相适应的是，基金会的透明度水平还难令人满意。程文浩说，基金会行业的总体透明度还没有及格。“六成的基金会没有按相关条例的要求公开信息，但仍通过了年检，说明主管部门未能严格履行监管职能。全国有20多家基金会除了能找到名称，几乎查找不到其他信息。”他说，“还有40多家基金会没有公开的联系信息，公众无法与他们取得联系。”

程文浩说，同样需要指出的是，部分基金会在透明度方面进步巨大。由基金会中心网开发、清华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提供咨询的“中基透明指数(FTI)”去年8月开始试运行。在这个总分为129.4分的系统中，能拿到100分以上的基金会，已经由最早的8家增加到了99家。

“比如湖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排名在12周内从第75位上升到并列第1位，也就是拿到了满分。”程文浩说，“天津大学北洋教育发展基金会则从1400多位上升到并列第1位。”

据介绍，目前纳入FTI榜单的基金会共有2200多家，有400多家主动联系数据发布方，“了解差距、弥补不足”。“还有400多家是自己取得了明显的进步”，程文浩说，“其余2/3左右的基金会，对透明度指数不感兴趣或不愿出现在榜单上。”

企业基金会路在何方

中山大学中国公益慈善研究院2012年的一份调研成果指出，我国基金会行业基本上由传统基金会、高校教育类基金会、企业/企业家/名人基金会和操作型基金会“四分天下”。其中，最有可能率先走上专业化资助道路的，是企业或企业家、名人发起的基金会，且它们近年来正处于快速增长趋势中。本文来源：瞭望观察网

“这是一个自然趋势。”该院执行院长朱健刚说，“以前国内企业更习惯把钱捐给传统慈善机构。随着一些传统慈善机构遭遇诚信危机，它们会自己寻求更加可控的慈善渠道。”

2004年基金会管理条例出台、2008年汶川地震，以及近两年民间组织放开登记，都促进了企业基金会的发展。相比其他类型的基金会，企业基金会在筹资方面有着特有的优势。

根据基金会中心网2012年发布的《中国企业基金会发展研究报告》，企业基金会有68.8%的收入来自发起企业(包括子公司、控股公司)，5.5%来自其他企业(与发起企业无直接关联)，2.3%来自个人捐赠(包括发起企业高管和无关联个人)，另有23%来自其他基金会。

除了稳定的资金，发起企业还可以为基金会输送人力资源。我国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基金会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不得超过当年总支出的10%。“这也意味着，基金会本身无法开出很优厚的条件来吸引人才，尤其是运营管理、投资方面的高端人才。”TCL公益基金会副秘书长初夏对本刊记者说。

在企业基金会，工作人员从企业支薪、为基金会服务的现象则大量存在。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高级品牌经理韩敏把他的这些同伴称作“全职志愿者”：“干的全是基金会的活儿，但不从基金会开工资。”

企业基金会在其他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带着发起企业的深刻烙印。TCL基金会今年的重点工作是发起面向乡村教师的“希望工程烛光奖”。初夏说：“做这个项目的重要原因，是基金会的发起人、TCL集团董事长李东生在成长过程中，受到过乡村教师的巨大帮助。”

“腾讯基金会的拳头产品是网络捐款平台。截至7月底，已有超过1800万公众通过我们的平台为多个不同的组织捐款超过1.4亿元。”韩敏说，“腾讯是一家互联网企业，技术是企业的优势，也是基金会的优势。”

正是由于与发起企业之间这种千丝万缕的联系，独立性成为企业基金会目前面临的最大争议。“从企业拿钱，那用钱也不免要受企业的影响，可能需要与企业本身的经营战略相匹配。”朱健刚说，“工作人员从企业拿钱、为基金会工作，可能也会造成自身定位不清，人心浮动。”

但也有业内人士认为，目前国内公益慈善事业发展尚未成熟，与企业之间的密切联系正是企业基金会的优势所在。陈卓服务于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她告诉记者，阿里基金会脱胎于阿里巴巴集团社会责任部门，目前主要专注于资助环保领域的民间自发组织。她认为，除了资金，企业可以通过基金会向弱小的操作型组织输送“商业智慧”，帮助它们更好地成长。

阿里基金会有自己的章程、理事会和秘书处，也有一个特殊的“项目评审委员会”，负责审核民间自发组织的资助申请，委员会成员来自集团的各个公司。“运行之初，浙江还没有一个做水环境保护的组织。在寻找伙伴的过程中，项目评委会不仅审核那些民间自发组织的项目策划，还会给它们一些财务和法律方面的建议。”陈卓说。

陈卓认为，比起单纯的金钱资助，现代企业的经营管理理念和方式是国内民间自发组织更急需的，企业基金会的“不独立”并不一定等于“不专业”。“能够成为企业和民间自发组织之间联系的纽带，我们很自豪。”她说。

传统基金会谋求转型

传统基金会也在探索专业支持类机构道路。中国扶贫基金会成立于1989年，是我国最有影响力的公募基金会之一。2000年，这家老牌基金会实现了第一次转型，从一个事业单位“去行政化”变为社会组织。2007年前后至今，扶贫基金会又开始新一轮“理念上的转变”。

秘书长刘文奎告诉记者，以前，扶贫基金会是一个以资源为导向的基金会。“几百个项目做什么的都有。20年下来我们反思，有些项目延续性不够，效果也未达到预期。”

经过梳理，扶贫基金会决心从“资源导向”转变为“问题导向”。“我们要做的是发现社会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再带着方案去找资源、找伙伴。”刘文奎认为，这样的理念转变，给扶贫基金会这样的老牌慈善组织带来了深刻变化。

“以前，我们与捐赠人的关系就是甲方乙方的委托关系。而现在则是伙伴关系，一起合作去解决问题。”刘文奎说，“解决问题除了钱，还需要专业、技术、方法、服务。有些组织可能资源不如我们，但在具体问题上真的比我们专业，我们就要把资源与它们分享。”

从2010年开始，中国扶贫基金会正式确定目标，要从“操作型”基金会战略转型为“筹资型”基金会，专注于依靠其品牌、公信力和资源动员能力募集资金，通过公益招标等方式筛选出具有潜力的草根组织予以资助。扶贫基金会已先后拿出500万元和1000万元，支援民间自发组织参与汶川、玉树地震灾区的重建复产，并发起了专门面向高校公益社团的“公益未来”计划。

刘文奎说，目前扶贫基金会还只能算是操作与筹资资助并重的“混合型”基金会。但自己操作项目，不像过去那样杂乱无序，而是专注于容易致贫的教育、医疗、社区与生计、救灾等四个领域。

“什么是去行政化?不是说离政府越远越好，不与政府发生任何联系。跟政府合作是必须的，但我们的理念和方法要转变为社会组织的理念和方法。”刘文奎说，“转变当然是有风险的，有可能筹不来钱、活不下去。但事实是转型后，团队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了，聪明才智被激发了，捐款没有减少反而不断增加。”

作为有公募资格的社会团体，广州市慈善会也于近期设立了专门面向民间自发慈善组织的“相伴成长”专项基金，首期安排资金200万元。截至9月30日，已有广州本地的26个民间自发组织提出了经费申请。

与扶贫基金会专注于某一领域不同，广州慈善会希望带动区域内民间自发组织的整体发展。广州市慈善服务中心副主任汪中芳介绍，目前该专项基金的经费来源是慈善会2013年收到的“无指定用途捐款”，而未来可能向社会募集资金。“我们的目标是把‘相伴成长’做成一个专门的支持型公募基金。”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