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晚童星邓鸣贺患上了白血病，为他提供骨髓配型服务的有一家是民间慈善组织——新阳光慈善基金会;媒体关注的四腿宝宝，向其提供救助的也是民间慈善组织——天使妈妈基金会。自从2008年以来，民间慈善组织在社会救助和服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然而，慈善事业的成长，一直伴随着各种“事件”、“内幕”，伴随着质疑之声。在信任危机中，刚刚艰难起步的民间慈善事业还能否走得下去?官办慈善机构要转型，而数量更为庞大、不断涌现和创新的民间慈善力量又该走向何方?记者走访了有关人士。

“登记如同一场磨难”

历经4年，“新阳光”才戏剧性地拥有了合法身份。归口太难、门槛太高，拦住大量民间慈善组织

这几乎是一个戏剧性的故事。

新阳光慈善基金会发起人刘正琛笑着解释。原来，在2009年成功注册为正式法人之前，新阳光一直是北大的一个学生社团。2001年底，刘正琛被检查出白血病，于是2002年自发创立阳光志愿者组织，建立民间骨髓库。2005年，刘正琛考虑正式注册，拥有合法身份。

按照《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基金会实行业务主管单位和登记单位的双重管理，新阳光找了卫生部门、团委、青年志愿者协会等机构，希望能挂靠在其名下，但我国此前鲜有民间组织提供类似卫生服务的先例，一直未能归口成功。

转眼到了2008年3月，因为参加奥运会火炬传递，刘正琛得以和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刘淇同机，刘正琛向其递交了一份报告。随后，在有关部门三番五次协调下，经过一年的时间，北京市民政局成为其业务主管单位，基金会筹到了200万元的门槛费，得以正式注册。

“有了正式法人身份，就可以有基金会的合法单独账号，而不是此前借用儿慈会的内部账号。我们也有了自己的公章，获得捐款的免税资格。全职工作人员也可以上五险一金了。”刘正琛说。

筹划了4年，终于戏剧性地拥有合法身份，刘正琛念念不忘那个证上的日子“2009年4月21日”，他认为那是圆梦的日子。

清华大学创新与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主任、教授邓国胜告诉记者：“目前而言，民间发起慈善组织面临的最大问题还是法律法规不完善，特别是登记注册问题，由于找不到业务主管部门，而难以获得合法身份。尽管部分地方已经降低了门槛，但从全国层面看，难度依然很大，门槛高、程序复杂。”

登记，戴上官方给的“帽子”，是民间慈善组织的梦想，但登记的过程却像一场磨难。归口太难、门槛太高，让大量的民间慈善组织难以正式注册，处于法外的生存状态，缺乏募捐资格，面临资金困难。统计数字显示，与过去比，中国慈善组织的数量正在快速增长，但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慈善组织数量并不算多。例如，2004年中国仅有基金会892家，2012年增加到2961家。然而，人口仅3亿多的美国，基金会数量多达10万家。

“企业与个人发起的慈善组织正在快速增长，但目前，中国已经登记注册的慈善组织，还是以官办为主。行政对慈善的干预较多，例如利用行政手段募集资金等。民间组织的空间较小。”邓国胜说。

“慈善环境不如商业环境”

“小传旺事件”带给“天使妈妈”成长之痛。民间慈善组织本就脆弱，在公众对慈善文化认识不深、信任危机蔓延的情况下，受到的冲击更大。

5月16日，根据一位志愿者提供的线索，天使妈妈把4个分别患有唇腭裂、畸形、心脏病、4条腿的被弃婴儿接到北京，4名患儿直接住进了八一儿童医院特护病房。“本来不一定都要住特护的，但是基于公众的要求，也能减少质疑，我们就先让他们住进医院。”天使妈妈基金管委会主任邓志新说。

去年7月，天使妈妈救助了因高压充气泵遭受重创的小传旺，尽管抓住了施救的宝贵时机，利用各方面社会资源，最终使小传旺病情得以好转。然而，整个过程中，天使妈妈遭到了公众的各种质疑。“为什么选择八一医院”、“多余的捐款会不会被私吞”、“传旺爸爸的私人银行卡是不是被基金会控制”等等，为此，天使妈妈专门在网站上发布对小传旺救助引发风波的声明，对如上质疑进行一一回应。

传旺风波之后，天使妈妈基金会邀请20多名医疗专家座谈，并整理了一份如何选择救治医院的详细列表公布在网上。救助儿童时也开始有所选择，很多时候尽量不救助那些公众关注度较高的儿童。

今年1月份，网上又有人爆料称天使妈妈基金会私设小金库，天使妈妈在网站上回应质疑，并公布了2007年以来工作人员的工资支出。月底，又公布了会计师事务所对天使妈妈救助项目的专项审计报告，证明基金会并没有私吞捐款。

邓志新有点无奈。作为发起人之一，邓志新放弃了优厚待遇的德勤审计经理职位，做了全职的基金会工作，一心扑在救助孩子的公益事业上。7年来，天使妈妈参与救治了2000名各种大病患儿，孤儿寄养点已经救治了120名孤儿，帮助其中50多名孩子找到收养家庭。

“慈善环境不如商业环境”，邓志新用这句话概括自己的心情。“慈善行业存在信任危机，但很多质疑是没有依据的。我们选择做自己该做的，不能考虑太多，否则孩子病重的时候，考虑过多会耽误救孩子。但是我也承认，如今公众对慈善的关注度空前提高，这也许是个好的开始。”她说。

邓志新的困惑，也是民间慈善组织的困惑。自从“郭美美事件”后，信任危机在慈善行业蔓延，不仅针对官办慈善机构，还波及企业、个人的各种慈善项目、行为。2011年中国的社会捐赠仅845亿元，比2010年减少了187亿，下降了18.1%。据推算，2012年的社会捐赠总量可能进一步下降。民间慈善组织原本就很脆弱，现在受到的冲击更大。

在公众对慈善内涵认识不深的情况下，公众的质疑难以平息。邓国胜认为，慈善组织的作用绝不仅仅是募集社会资源，特别是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它最大的价值在于弘扬爱心，为公众奉献爱心搭建平台，它有助于提升社会的道德价值观念。另外，慈善组织通过扶贫济困，成为社会保障的重要补充。慈善组织也可以通过创新，探索解决社会问题的新路径，促进社会和谐。

有一腔爱心，但缺少专业性，也影响着民间慈善组织的发展。慈善业在中国起步较晚，公益慈善领域的专业人才奇缺。而且，在刘正琛这个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毕业的高材生看来，如此低薪的工作，如此高的工作要求，比如领导能力、专业能力，以及不能超过基金收入10%的支出规定，即使有专业人才，也难以留住。

不妨简政放权

政府和民间机构的关系应是一种“伙伴关系”，政府在保基本之后，应给民间组织更多活动空间

“总体而言，中国现代慈善事业起步较晚，数量少、规模小、公信度不高、能力弱。”邓国胜说。最大挑战则是信任危机。“面对公众的质疑，慈善组织应该将危机转化为改革的动力，对中国慈善组织来说，也是一次推动改革的契机。例如，中国红十字总会在郭美美事件后，就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中国扶贫基金会也开始建立更完善的信息披露系统。遗憾的是，还有很多慈善组织，在这些事件之后，没有任何改革的举措。”他说。

他认为，未来慈善组织的发展，一方面要大力发展个人、企业自发成立的慈善组织，释放社会活力;另一方面，要加大官办慈善组织的改革力度，特别是去行政化改革，即慈善组织去行政级别、去铁饭碗的编制，按照慈善组织自身的规律运作，不断完善组织的治理结构、管理制度，通过自身的透明度、公信力和效率赢得社会的信任与捐赠。

“政府募捐办事，公众出钱，这样的慈善模式，自从各种慈善‘事件’曝光后，局限性越来越明显。”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研究员唐钧说，现代慈善事业追求的是要形成一种社会制度，从民间的立场、以利他主义和互助互济的方式来补充政府保障的不足。慈善不应仅仅是政府的分内事，不能疏远民间机构，在法规、资源等各方面将其边缘化。

唐钧认为，考虑到我国国情，再与“现代慈善”相联系，我国发展慈善事业，可能需要采取一种“混合”的模式，而不是单纯的借用国外某一种模式。

首先要处理好政府和民间机构的关系。按国际惯例，政府和民间机构应该是一种“伙伴关系”。政府应引导同一服务领域的事业单位和民间机构进行“准市场”、“非营利”的竞争，也就是说在对价格调控的前提下主要在服务质量上进行竞争。作为社会服务“供应者”，政府必须“一碗水”端平，使社会服务“生产者”的事业单位和民间机构能在同一起跑线上起跑，然后通过服务质量的竞争分出优劣，优秀者占领更多的市场份额。

更重要的是资源的配置。在政府保基本之后，社会领域的其他方面就应该向慈善事业开放。民间组织的活动空间，政府必须要大度地让渡出来。慈善事业可以通过非营利的经营，适当收取服务费用，此资金来源之一;政府也可以通过税收优惠、直接投资和购买服务，对慈善事业注入资金，此资金来源之二;慈善事业还可以通过社会募捐来筹集资金，此资金来源之三。如此，慈善事业方能在资金(资源)方面左右逢源，可以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从国外慈善组织的发展来看，邓国胜认为有四方面的经验值得借鉴：一是立法保障，例如，早在1601年英国就颁布了《慈善用途法》，以后不断修订完善;二是政社分开，政府不干预慈善组织内部运作，但加强对慈善组织的监督管理;三是通过税收等优惠政策，大力鼓励和发展基金会，因而国外的基金会非常发达、实力非常雄厚，基金会在发达国家社会发展、社会创新中发挥了重要的引擎作用;四是注重公众慈善意识和理念的培育，通过表彰等激励措施，激发公众参与公益慈善的热情，公众的志愿精神较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