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月，战略慈善的重要先锋、推广者休利特(William Flora Hewlett)基金会邀请哈德森研究院慈善中心(Hudson Institute’s philanthropy center)主任威廉•山布拉(William Schambra)先生前来参观基金会，并对基金会在战略慈善方面工作给予坦率评价。有关战略性慈善优劣的争论再次被点燃。

布拉是慈善纪事报专栏作家，他本人并不是战略慈善的拥趸。他在非盈利季刊(Nonprofit Quarterly)上发表的评论引起了许多相关媒体和机构的争论，但是他的文章并没有挑战战略性慈善的真正问题所在：其标志着捐助人的控制力与权利的一种根本性转变，在主导所有项目的同时限制了非营利组织的新创意。

去年刚从休利特基金会退休的前首席执行官保罗•布莱特(Paul Brest)针对山布拉的攻击发表了捍卫战略性慈善的言论。他将战略慈善定义为“设立清晰目标，制定有理可循的战略，评估达成过程，评判是否成功达成目标。”

山布拉先生称这些做法带来的评估昂贵，冗长又无意义。相反，他认为基金会应该多听取社区团体和服务居民的意见，以决定哪里才最需要钱。

对此布莱特回应认为，社区视角确实是慈善过程中的重要成分。与此同时，无法忽视的危险是越来越多的基金会和富裕捐助人对民主制度活力的不满。而他的观点基于这样的想法：非营利组织的目标和优先事项需要顺应基金会，换句话说，慈善家们应该为非营利性组织掌舵。

上述争论清晰地表明为什么我们正面临非营利部门权力平衡的危险转换。

据基金会中心(Foundation Center)主管布拉德•史密斯(Brad Smith)的介绍，约有六成美国基金会不接受来自未被邀请的非营利组织的资金申请，这一数额基金会资助总额的三分之一，达到160亿美金。

“无计划不接受”政策的盛行限制了非营利性组织和捐助人之间的联系，也与美国基金会和其捐助人因服务公共利益而得到大额税收减免不相符合。而现在形成了另一种局面：基金会声称只有很少一部分人知道什么才最有利于非营利组织、社区或者更广义的公益。

虽然对大型基金会而言，坚持更有效的项目和更好的评估很重要，不过正如山布拉提醒的，同样重要的是大型基金会也要意识到在全国性基金会之外的非营利组织拥有更加丰富的专长和实践经验。

几乎所有的美国社会运动都是由草根组织动议、发起的，而非基金会领袖。过去大大小小的捐助人认可这类草根组织工作的重要性并予以其所需成长的资金。然而现在对于草根慈善组织而言，找钱越来越难了。

没人会质疑基金会应将钱投入给关注的重点项目。但大型基金会不应仅仅将非营利组织看作被其雇佣的承包商或代理商。同时，基金会需要把创意传达给外界，而非闭门造车。

一个负面的警醒案例从大型基金会影响公共教育政策的过程可见一斑。举例说，盖茨基金会和鲁米娜布罗得基金会(Lumina&Broad Foudation)在过去5年的多时间里都致力于影响全美教育政策，盲目地认为集中于高科技投入、更好学生测试、改进评估标准以及普及特许学校会推进教育水平，然而却很少鼓励教育政策的制定者拓展思路。

我参与了一次助教代表和盖茨基金会成员的会面。代表呼吁基金会对因兼职教员的恶劣工作条件而越来越拖累大学教学的质量有所行动。代表们表示，改变教员的工作条件比起其他方法更能有助于基金会达成让更多学生毕业的目标。大学对于兼职教员越来越大的依赖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专职教员和学生的接触时间越来越短，而后者是学生高退学率的关键影响因素。

对此基金会不为所动，只因为早已决定其狭隘的优先顺序。

除此以外，盖茨基金会向教育设施建设的主要成员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以至于无人敢站出来提出异议，以免失去未来的捐助。同时，基金会也资助了大量新媒体以宣传其教育理念并打消批评之声。当然也有例外，最近高等教育纪事报(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其母公司接受了两笔盖茨基金捐助并运作该报纸)的一篇调查就着眼于学者和业界领袖对基金会狭窄视野的担心。

如果战略慈善不像小而孤立的董事会管理下的大型基金会那样关起门来决策，那么可能就没那么让人担心。

盖茨基金会只有三个董事会，盖茨夫妇(Bill Gates，Melinda Gates)和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而巴菲特也创立猛犸象慈善(mammoth philanthropy)。

沃伦•巴菲特之子，诺沃基金会(Novo Foundation)联合主席，彼得•巴菲特在纽约时报本月的一篇评论文章中质问慈善业在处置社会不公和贫穷上的失败，而他没有提及诺沃基金会的董事会也仅有三人组成，而其中两人，彼得和其妻子，是这家基金会资金的主要提供人。

无论盖茨家族和巴菲特家族有多大智慧和多丰富的经验，他们坚持微型董事会能做出最好决定，这种想法注定是错误的。既然其如此大笔的捐助获取了减税，盖茨家族和巴菲特家族就有责任服务公众，这意味着给大众一种影响其基金会慈善投向的渠道。

现在是停止争论诸如战略性慈善的优劣和是否人人都需要精确地评估效应这样话题的时候了。我们更应该专注于是什么让慈善业避重就轻，远离解决重大的问题：基金会与大金主不愿承认他们并不是全知全能的。非营利组织应该在推动慈善议程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