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在‘一带一路’倡议等背景下，推进对外减贫合作和中国企业‘走出去’迎来了全新机遇，企业‘走出去’参与国际扶贫正逢其时。”在论坛上，国务院扶贫办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副主任谭卫平从三个方面阐述了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企业如何“走出去”参与国际扶贫。

第一要充分理解中国脱贫攻坚的成就和经验。

中国脱贫攻坚成就和经验是企业参与国际扶贫的底气，企业“走出去”参与国际扶贫，既是中国减贫成就和经验的传播者、中国减贫故事的讲述者，还是中国减贫经验在其他国家的落地者，直接参与提供中国减贫方案和贡献中国减贫智慧，造福当地贫困地区，带动当地经济发展。

“企业‘走出去’参与国际扶贫，跟国家之间的减贫合作是有区别的，我们更看重的，是企业在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上面带来的减贫效果。研究结果显示，企业社会责任和减贫影响是具有高度相关性的，企业在国外发展好自己的同时，履行好企业社会责任，就会带来很好的减贫效果。”谭卫平表示：“企业‘走出去’参与国际扶贫，一是要了解中国脱贫攻坚的伟大成绩；二是要了解中国脱贫攻坚的经验，为全球减贫事业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三是要了解中国政府积极参与全球贫困治理所做的工作和努力。”

第二要充分研究投资所在国的减贫状况和政策体系。

“企业通过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来做扶贫，一定要了解所在国的具体情况，企业要参与到国际扶贫中去，需要做到知己知彼。”谭卫平表示，一是要掌握目标国家和地区的贫困地区以及其减贫需求。掌握贫困特征是提高减贫针对性，提升减贫成效的前提。二是要掌握发达国家企业开展减贫行动的特征和方式。“一些发达国家也有企业在那儿，可能是竞争对手，但也是学习的对象，我们要更好地学习参考别人的做法和经验。在减贫过程中，要注重发挥自身的优势，产品优势、技术优势、人才优势、社会资本优势，具有针对性地开展一些减贫活动。”谭卫平说。

第三要充分利用好“一带一路”倡议等国际平台和契机。

企业“走出去”要充分利用全球性和区域性减贫交流的平台，利用中国扩大开放的新机遇。“比如最近刚签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谭卫平表示，“一带一路”倡议在沿线国家基建互通、商贸互通、产能互通、金融互通等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也创造了很多契机和机遇。

“企业应充分挖掘这些契机和机遇，在自身获得发展的同时，还应充分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带来好的减贫影响，为国际减贫合作作出更大的贡献。”谭卫平说。

阿里巴巴集团社会公益部资深总监、外派公益总经理胡海河

“互联网+脱贫”助推农村全方位振兴

“2017年12月1日，阿里巴巴脱贫基金成立，明确提出5年投入100亿元，在教育脱贫、健康脱贫、女性脱贫、生态脱贫和电商脱贫方向上实现要脱贫更要致富的愿景。”阿里巴巴集团社会公益部资深总监、外派公益总经理胡海河介绍说。

脱贫基金成立两年多以来，阿里巴巴与各地政府、社会各界密切合作，已经为12万乡村学生送去更丰富的教育资源，为458万建档立卡贫困户提供健康补充保障，帮助逾120万名贫困女性获得就业机会、养育指导或保险保障。带动5.5亿用户在植树两亿棵的同时，创造65万人次的绿色就业岗位，帮助832个国家级贫困县实现网络销售额超过2000亿元。

胡海河特别强调，这张成绩单的背后离不开3个关键词，同时也是阿里巴巴脱贫模式的3个特点，那就是可持续、可参与、可借鉴。

技术创造数字发展机会，推进“可持续”的脱贫致富模式。胡海河表示，在电商脱贫领域，阿里巴巴不仅通过新平台、新渠道帮助贫困县域的优质产品进入市场，拓展销路打造品牌，同时开展广泛的人才培训，帮助更多贫困农民成为新型互联网营销人才，并以此为契机，带动地方文化、特色旅游等第三产业的发展，让互联网成为贫困县域经济发展的新动能。

技术搭建社会协同平台，创新“可参与”的全民公益模式。胡海河介绍说，在阿里巴巴的公益平台上，许多公益机构通过“公益宝贝”“公益网店”等形式进行募捐，所涉及的公益项目涵盖教育、医疗等多个领域。借助互联网技术及平台，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成为脱贫攻坚的重要推动力。

“基于互联网技术的驱动，阿里巴巴脱贫基金要做的不只是具体某个项目的‘一县一策’，更是要从中总结并输出可供借鉴的方法和模式，为更多的脱贫公益项目提供参考。”提及阿里巴巴公益、蚂蚁金服公益与中国扶贫基金会联合发起的“顶梁柱健康公益保险项目”，胡海河底气颇足，截至去年年底，该项目已覆盖12个省市自治区80个县市区，为835万人次建档立卡贫困户提供健康保障。

“能有这样的成效，很重要的一点是区块链项目的应用，它使得‘顶梁柱’项目实现了全透明、全跟踪、全覆盖的‘三个创新’。”胡海河说。

在做好五大方向脱贫工作的基础上，为帮助更多贫困县实现更快地脱贫致富，去年5月，阿里巴巴率先开拓性地启动了脱贫特派员项目，选派资深员工到国家级贫困县参与长期的定点扶贫工作。

“阿里巴巴的脱贫工作是要真正激发贫困地区的内生动力，并培养自我造血能力，因为我们不仅要脱贫，更要致富。”展望未来，胡海河坦言，阿里巴巴将继续承担起帮助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使命任务，助推农村迈向高质量发展全方位振兴的奋进之路。

上海寻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拼多多）公共事务部副总监刘孟达

刘孟达：创新扶贫模式打造普惠开放新电商

“根据我们平台2019年扶贫报告显示，2019拼多多农副产品成交额1364亿元，今年预计可达2500亿元。贫困地区农产品上行总计372.6亿元，活跃于平台的农商总数58.6万家，36万家来自于之前的国家级贫困县，‘三州三区’深度贫困商户数量15.7万家，平台累计带动9万余名新农人返乡创业，直连农业生产者1200万人。”针对拼多多对各种电商扶贫创新模式的深入探索，上海寻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拼多多）公共事务部副总监刘孟达在论坛上介绍了相关情况。

“拼多多起家于农产品，依托当时中国较分散的小规模耕作农业现状，我们匹配了一条农产品上行的高速路，用拼单的模式把分布在各地长时间零散的需求聚合为短时间批量的需求，迅速消化掉大批量的当季农产品，为农产品销售小而散的状况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刘孟达说：“像广西产的百香果，以前很多一线城市的消费者甚至都没有听过。由于产量大导致滞销成为常态，让当地果农一筹莫展。但在我们的帮助下，近两年广西的百香果在全国范围内发展成了网红水果，不但切实解决了滞销这一难题，还让百香果成为了当地的致富果。”刘孟达表示。

“年初受疫情影响，很多农产区发生滞销，得知情况后，我们平台马上设立了5亿元的专项助农补贴，线上线下同步采取针对性措施，比如同各地方政府合作推出地方优品馆，深入农产区开展在线培训、抗疫助农直播等。”刘孟达说。

区别于传统的扶贫方式，拼多多打造了一站式产业助农新路径，依托新农商的机制，力求将利益留给农户，将人才留在农村。

“新农商机制是以建档立卡户结合的合作社为主体，建立农货上行的品牌培育新模式。在这个机制下，拼多多携手地方政府打造以新农人为创业带头人，工厂代运营公司提供第三方服务，监督平台扶持的新农商发展模式，以确保建档立卡户的核心利益。2019年初，拼多多探索实施了‘多多农园’扶贫项目，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一年多以来，已建成13个农园，覆盖建档立卡户1315户，共计4230余贫困人口受益。”刘孟达介绍说。

今年2月起，拼多多在全国率先开启了政企合作直播助农项目，这种新形势把地方政府信用引入农产品价值链，帮助农产区在全国范围内打造公信力和影响力，呈现出农民赚钱、消费者放心的双赢局面。截至目前，市、县长在拼多多平台直播助农已经超过200场，覆盖北京、湖北等2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近400位市区县的主要负责人进入助农直播间带货。

目前，在市县长直播和相关活动的带动下，拼多多助农专区已累计成交4.9亿单，农副产品销售额达29.3亿斤，共推出超过260个农产区产品，直连全国近7亿消费者，直接帮扶农户超过85万户。

第十、十一、 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院长王名

王名：市场已与公益融合出新的经济形态

“当今，一批互联网企业在公益方面，已经超出了传统的履行社会责任范畴，正在引领着时代。”第十、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院长王名在论坛如是说。

王名所说的互联网企业，比如阿里巴巴集团，不仅通过新平台、新渠道帮助贫困县域的优质产品进入市场，拓展销路打造品牌，同时开展广泛的人才培训，帮助更多贫困农民成为新型互联网营销人才，并以此为契机，带动地方文化、特色旅游等第三产业的发展，让互联网成为贫困县域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又比如拼多多，打造了一站式的产业助农新路径“多多农园”，依托新农商的机制，力求将利益留给农户，将人才留在农村，确保建档立卡户的核心利益。

“我将这种互联网发展下的扶贫模式简单概括一下，称之为‘新经济、新公益’。”王名认为，这种形态的出现，应与第三次分配结合起来思考。

“第三次分配”的概念由经济学家厉以宁在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它并非单指慈善事业，而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会出现的一种新形态。

“厉先生在20世纪90年代前期就意识到，市场经济是有局限性的，体现在市场本身的逐利性上。如何超越这个局限性？厉先生在市场交易的第一次分配和政府财政税收转移支付的第二次分配的基础上，提出第三次分配的可能，并通过它来表现新的经济形态。”王名说。

王名认为，阿里巴巴、拼多多的运行机制、平台和盈利模式，与传统企业完全不一样，正是一种新的经济形态，而且和公益完全融为一体，“公益就是经济，经济就是公益”。

“以往，我们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在获得商业成功并完善了经济机制后，拿出一部分利润和资源来回报社会。现在看来，包括近年来出现的共享经济在内，新经济并不是传统意义上我们理解的形态，不是简单的逐利型经济，而是将逐利与公益融合到一起了。”王名说。

新的经济形态催生出新的机制和模式，将公益和盈利完整地结合在同一链条上。在这个过程中，企业从业者的身份也发生了变化，既是“企业人”，又是“公益人”。王名认为，这意味着当今时代产生了一种新的企业家精神。

“说起市场与公益的融合，我想到了《论语》中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种企业家精神能不能被称之为‘同仁精神’？就是‘你仁我也仁，我富你也富’的精神。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王名说。

王名举例说，拼多多启动的“10万新农人培育计划”，支持熟悉互联网、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农人”，这是一批新的市场主体。“他们比较年轻，有一定的电商经验和能力，是被带动致富的群体，有很强的感恩情怀。通过电商体系，他们形成了很好的网络和社会资本，对乡村振兴会起到很好的作用。”

在王名看来，中国电商扶贫联盟将脱贫攻坚转化为电商的集体行动，以联盟的方式推动，既相互关照也相互竞争。在这个过程中，企业的公益热情和市场机会融合为一体。

王名认为，中国电商扶贫联盟的实践已取得显著成效，成为了一个示范项目。“下一步应推动更多的中小电商在不同的层级成立联盟，把单个的电商扶贫转换成不同层面的公益集体行动，这是很值得期待的一个方向。”

“中国电商扶贫联盟为我们研究者提供了非常好的案例。我和团队以及其他学者都会关注这个领域。”王名说，“希望电商扶贫创造出一条公益实践的中国道路，我们愿意为此作出贡献。”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李健

李健：企业扶贫要建立多方共赢机制

“企业社会责任这个概念，其内涵和外延在学术界和社会上存在一定的分歧，不同的人理解起来不一样。”全国政协委员、北京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李健在论坛上介绍说，在早期企业社会责任概念被认为有“三重底线”，第一层是经济责任，企业应提高利润，回报股东；第二层是法律责任，企业应遵纪守法；第三层是道德责任，其中就包括慈善公益。

“然而，这并非统一标准，很多人往往将社会责任理解为‘道德责任’，而国际标准化组织发布的ISO26000标准体系，并没有将经济责任纳入，其重点是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李健说。

如何看待今天互联网企业的社会责任？本次活动中，阿里巴巴、拼多多等企业的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履行社会责任方面的内容和特点，引起了李健的关注。

李健认为，这些企业履责的一大特点是密切结合行业特色、技术优势和企业优势创造社会价值。这一类平台经济型的企业，与传统企业在履责方面表现得不太一样。在李健看来，他们基于自身特色，将社会责任上升到战略层次，实现多方共赢，已经超越了“为社会作贡献”的层次。

贫困地区和贫困人群之所以贫困，往往因为地处山区，交通不方便，信息闭塞，而且受教育程度较低。此外，贫困群体往往缺乏专业技能和相关培训，在市场经济中相对处于劣势。

“那么，电商扶贫如何做到共赢？以阿里巴巴为例，该企业将电商下沉到县域，为贫困人群进行培训，增长他们的知识，提升他们的技能，让他们在就业市场具备竞争力。此外，针对因交通阻隔等导致的市场信息匮乏等情况，阿里巴巴的电商扶贫致力于信息的精准对接，让城市人群通过互联网与大山里的优质农产品直接对接，实现了买家、卖家和平台的三方共赢。”李健认为，阿里巴巴的蚂蚁森林项目也非常有特色。据了解，蚂蚁森林是支付宝客户端设计的一个公益项目，用户通过步行、地铁出行、在线缴纳水电煤气费、网上缴交通罚单、网络挂号、网络购票等行为，就会减少相应的碳排放量，可以用来在支付宝里养一棵虚拟的树。这棵树长大后，公益组织、环保企业等蚂蚁生态伙伴们，可以“买走”虚拟树，在现实中种下一棵实体树，保护环境。

“全国约有4000多家上市公司，他们每年都会发布年报和社会责任报告，我们观察到，企业往往忽略了应对气候变化的议题，也很少有企业在这方面采取相应的行动，而蚂蚁森林解决的正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让全世界受益，是非常有特色的。”李健说。

李健还认为，互联网企业的电商扶贫效果精准。以阿里巴巴与中国扶贫基金会发起的“顶梁柱健康公益保险项目”为例，该项目为建档立卡贫困户提供专属扶贫公益保险，探索解决贫困农户家庭主要劳动力的医疗保障问题的方式，降低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发生率。李健坦言，项目抓住了贫困问题的关键，效果显著。

“结合这几家企业的履责特点来看，我认为企业扶贫要抓住自身优势，与扶贫对象有机结合，要建立多方共赢机制。”李健说：“解决社会问题是企业的社会责任，也是企业存在的前提。”

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主任、全球董事会主任梅向荣

梅向荣：法律人更要有责任担当

截至今年10月，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简称“盈科”）在全球83个国家的143个城市开展服务，该事务所中国区的律师人数已突破1万人。

规模如此大的一家律师事务所，其社会责任体系如何架构？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主任，全球董事会主任梅向荣在论坛上表示，机构在业务运营、抗击疫情及脱贫攻坚等方面履行社会责任，构建了良好的责任形象。

作为法律机构，盈科为推进国家法治建设贡献着力量。近年来，盈科与清华大学共同举办了3届世界法治论坛，邀请了100多个国家的法治人员相聚中国，了解中国的法治发展历史和营商环境。

梅向荣介绍，盈科与中国社科院国际法所还举办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论坛”。“无论是‘一带一路’建设还是全球化，法治是最大的公约数。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历史、不同的法治体系，在跨境投资和贸易时涉及诸多法治问题，比如近期我国和东盟、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韩国签订了RCEP协议，都涉及跨境投资的法治问题，我们举办的论坛，为这些问题的解决提供支持。”

2017年，盈科成为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全球智库成员。3年来，盈科每年为南南合作提供法律政策咨询建议。今年，作为专家库成员，盈科提出了促进G20国家工商界跨境投资贸易便利性法治政策建议文本。

今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盈科在湖北省的分所和律师群体，从海南、山东等地运输粮食和蔬菜，为11个养老院的8000多位老人提供服务。疫情防控期间，盈科捐赠款物达340余万元。全球疫情暴发后，盈科为非洲国家抗疫提供了政策建议和具体做法参考，也捐款捐物，得到了有关方面的充分肯定。

作为一家律师事务所，盈科用自身擅长的方式为脱贫攻坚贡献力量。在贵州省，盈科为法治扶贫项目出力，派律师对接扶贫乡镇，帮助当地进行扶贫资源对接，为法律合同、制度体系建设提供支持。

近年来，盈科在农民工依法维权、妇女儿童权益保护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去年，盈科与全国妇联、中国少儿基金会合作启动“关爱生命公益行动”，每年捐资300万元，连续5年在反校园欺凌和女童保护方面做工作。

“我们的律师每年都要到校园，为孩子们讲授反校园霸凌、女童保护等方面的法律知识。很多律师从事公益法律服务工作，参加少数民族地区法律援助行动。”梅向荣说，盈科强调，律师应有责任担当，要为行业传承做贡献。

“我们认识到，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的建设以及企业合规经营已成为当前最重要的事，企业家和企业应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梅向荣说，“我们今年也发布了社会责任报告，希望与各界一起，共同建设美好的国家。”

勐海陈升茶业有限公司、陈升号品牌驻外体验馆负责人解建锋

解建锋：企业扶贫要“输血”更要“造血”

“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产业扶贫是实现稳定脱贫的主渠道，扶贫扶智更能扶志，是由‘输血’到‘造血’的一项长期工作。”勐海陈升茶业有限公司、陈升号品牌驻外体验馆负责人解建锋在论坛上如是说。

云南省勐海县班章村地处深山，路况危险，遇到雨季，连越野车都会陷入泥坑。因为交通不便，村子里很多人甚至都没机会走出大山看一眼。虽然他们拥有很好的茶叶资源，却鲜少被外人知道，村民们担心积压的茶叶卖不出去，生活难以保障。

“2006年我们公司刚成立不久，公司负责人到当地考察时，当即决定置地建厂。2007年，公司出资数百万元收购全村茶农当年积压的一万余公斤茶叶，并且与班章村签订了包购包销30年老班章茶的合作协议。为了解决交通问题，我们还捐资百万元为班章村修建了山区公路。”解建锋说，当地茶农收入大幅提升，吃下了一颗“定心丸”，“不少村民仅靠与我们的合作，每年就能收入近百万元。”

为增强和完善贫困地区的造血功能,公司为周边村民及贫困户提供越来越多家门口就业的机会。在技术上，公司还积极邀请专家学者上山和茶农交流，向茶农传授管理技艺，引导茶农科学采摘，保护古茶树。陈升号分布在全国的经销商，也会不定期到合作村寨进行宣讲，组织村干部及村民代表赴全国考察。

“不断地学习让茶农对茶叶的价值、品质保障、生态保护、卫生标准都有了全新的认知，实现了公司和茶农的互利共赢。”解建锋说：“如今的班章村，早已不再是深山里的小村子，很多人都戏称它是‘土豪村’，现在户均年收入少则几十万，多则百万来元，村民的日子越来越好了。”

青岛水灵子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李砚贵

李砚贵：情系慈善事业　助力脱贫攻坚

“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在帮助社会的同时，还能够为企业的进一步成长打下坚实基础。”青岛水灵子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的设备研发人兼董事长李砚贵在论坛上说，企业经营的各个环节都应履行社会责任，“因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与壮大经营发展是相辅相成的。”

李砚贵介绍，公司创办十余年来一直以扶弱济困和传递爱心为己任，积极投身脱贫攻坚和公益慈善事业。“公司创办以来累计向慈善机构捐款捐物数百万元。”李砚贵说，每年公司都会捐出相当数额的资金和善款，帮助困难退役军人家庭以及上学难、生活难、就业难等群体，尽最大力量帮助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

围绕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公司结对帮扶周边村庄数十户贫困户，累计捐资数百万元，为村民创造福利，帮助村民改善生活条件。“此外我们还出资帮助一些乡村学校进行了校舍改造，资助贫困学生的学习与生活，为乡村青年创造学习机会，提升技能，鼓励他们积极参与家乡建设。”李砚贵说。

此外，李砚贵还号召更多企业家一起，努力承担起回馈社会的责任。“我们和一批志同道合的企业家紧密合作，持续为青少年儿童和自然灾害的受灾地区群众提供力所能及的关心与关爱，目前已经在福建、湖南、广东、江西、四川、安徽等地开展援助活动。”李砚贵说。

作为专业化水环保设备综合服务商，李砚贵认为企业对资源环境和可持续发展有着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

多年来，围绕生态环境保护，李砚贵及其企业不断加大科技投入，在保障城乡居民饮用水安全和提高饮用水质量的同时，让公司产品实现兼具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功能。

“为建立水资源可持续发展的运行机制，进一步增强水资源节约保护意识，我们积极协同有关部门和研究机构，参与对全国水质和土壤的调查活动，同时为多地完善水资源管理体制提供有力支持。”李砚贵说。

山东泰新集团董事长武益正

武益正：企业应该大力推进残疾人就业

“为更多残疾人提供就业岗位，已经成为我们集团积极践行社会责任的一个窗口。”泰新集团董事长武益正在论坛上介绍说，目前该集团已经为150余位残疾工人提供就业岗位，解决了90余个残疾工人家庭无收入的状况，并在2019年荣获“山东省残疾人就业示范基地”称号。

“我们是一家健康生态和食品生态企业，涵盖实体制造、商贸流通、餐饮供应链、包材配套、物流运输等全产业链，残疾工人主要就职于生产制造和后勤保障等多个岗位。”武益正介绍，在该集团，残疾工人与健全职工同工同酬，除法定节假日等国家规定福利外，还享有丰富多样的各类特殊节日福利。

为了给残疾职工提供全方位的工作生活保障，使其衣食无忧且精神生活快乐，该集团建设了一整套机制和体系。“为全面保障残疾员工的衣食住行，集团免费为其提供营养丰富的一日三餐，免费提供宿舍，夏有空调、冬有暖气、全天有热水，免费提供一年四季的工作服，洗衣房自动洗衣，专业裁缝修补衣物。”武益正说。

除物质保障外，丰富职工的精神生活一直是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残疾职工而言，集团有更加丰富的活动安排。武益正介绍说，该集团每月都要为当月过生日的员工举办生日聚会；每年全国助残日，集团领导层都会与全体残疾员工一起共话集团发展、畅想美好生活；每年不间断为员工进行心理健康辅导和全方位体健，为身患疾病的员工提供各种帮助；每年以各种形式奖励工作表现突出的残疾员工，激发其工作积极性和团队荣誉感。

“正因为我们对残疾员工关爱有加，所以双方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和浓厚的团队精神。”武益正介绍，150名残疾员工中大部分在集团工作15年以上，有部分员工已经与集团并肩作战了25年之多，还有20余对员工夫妻双双在集团内实现了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武益正表示，集团计划年内扩招300余名残疾员工，并把这项工作作为集团五年规划中的重点之一，持续推进残疾人就业。

上海恒沁富硒山泉水有限公司总经理覃时元

覃时元：推进就业 助力乡村稳定脱贫

在当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下，企业家该怎么更好地参与扶贫和乡村振兴？这是许多企业面对的问题。

上海恒沁富硒山泉水有限公司总经理覃时元在论坛上坦言，在他看来，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企业最需要做的就是深化产业合作，推进就业扶贫。

“某种意义上说，只有通过发展产业，使得贫困群体收入增加的幅度和速度高于其他群体，那么缓解相对贫困就是可期的。当前，增加就业就是最直接、最有效的脱贫方式。据不完全统计，2019年仅浙江省就有40多家企业在恩施投资，吸纳贫困人口就近就业7000余人。”据覃时元介绍，上海恒沁富硒山泉水有限公司坚持在水源地湖北恩施原产地建厂、原产地生产、原产地招收工人，为当地解决就业，助力扶贫、稳定脱贫作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

“作为企业，在解决自身生存发展问题之外，还需要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而解决就业的问题，就是企业应该承担的首要社会责任，更是立足之本。”覃时元提出，未来在建立解决相对贫困机制的进程中，企业要尽可能多地提供就业岗位，这可谓解决贫困的有效途径之一。

在他看来，除了积极提供就业岗位，履行社会责任，还有一个最直接、最朴实也是最有效的办法，那就是携手慈善组织开展慈善捐赠。

恩施作为鄂西贫困少数民族地区，脱贫离不开党和政府的领导与推进，更离不开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覃时元强调，公司在积极助力恩施脱贫攻坚的同时，还想向当地百姓郑重承诺、向社会承诺，恒沁每销售一升水，将携手慈善组织捐献0.2元作为恩施扶贫基金。

“持之以恒，沁人心脾，我们恒沁人也必将成为为国家扶贫攻坚、乡村振兴贡献力量的有用之人。”覃时元说。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产业化总监、研究员蔡晓红

蔡晓红：凝聚社会力量　决胜脱贫攻坚

“作为连续三届的住甘全国政协委员，我在甘肃调研时看到过太多因恶劣的自然环境致贫的情况。甘肃在2020年能够一个都不掉队，全部完成脱贫攻坚的任务，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产业化总监、研究员蔡晓红在论坛上介绍说，甘肃是中国脱贫攻坚任务最重的省份之一，曾经一共有75个贫困县、3720个深度贫困村，大多地处偏远、山大沟深。

日前,甘肃省政府召开发布会,宣布甘肃全省75个贫困县全部摘帽退出。

“甘肃这样巨大的贫困人口群体，能取得这样的成绩，除了离不开各级政府的支持外，社会力量参与脱贫攻坚战的重大作用不容小觑。”针对企业在脱贫攻坚中发挥的作用，蔡晓红谈了四点思考：

第一，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对于深度贫困地区而言，巩固拓展脱贫成果、有序衔接乡村振兴需要长效、稳定的支持机制，需要强化监测预警，防止返贫致贫。而机制的建立离不开社会力量的持续关注，继续推动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

第二，扶智、扶业、扶志是乡村发展的根本。脱贫攻坚的最终胜利是充分激发贫困群众内生动力，改变一些群众“等靠要”的思想观念，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主动性，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比如阿里巴巴推出的“脱贫特派员计划”“脱贫春雷计划”，包括在全国建100个“村播学院”，指派公司骨干员工作为脱贫特派员,长期驻扎贫困县,结合当地实际情况,通过引入电商、生态、教育、健康等互联网脱贫模式,助力实现脱贫致富，这样的项目设计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希望今后更多企业能够在扶智、扶业、扶志方面对西部贫困地区有更多的倾斜。

第三，推动产业发展应注重顶层设计。产业发展是让贫困群众稳定脱贫、持续增收的治本之策。对于一些农产品丰富但缺乏销售渠道的农产区，电商馆、直播助农等方式确实能迅速有效地为农户带来收益。但一些地方的产品滞销或产量低可能有更深层次原因，需要从顶层设计层面推动产业发展。比如甘肃的中医药产业，虽然全国有大批量中药材产自甘肃，但由于中医药创新能力低、生产管理粗放、流通方式落后、服务领域不宽泛等因素,致使甘肃省中药材资源优势未能充分转化为产业优势,“大资源、小产业”的状况依然严峻，对社会经济发展远未达到其本应作出的贡献。社会力量参与脱贫攻坚也应因地制宜，积极探索适合当地产业发展的路子，同时力破掣肘，推动当地经济发展。

第四，构建信息共享平台，推动扶贫资源共享共建、扶贫数据互联互通、线上线下全面对接，助力社会组织充分发挥自身资源优势参与扶贫。在脱贫攻坚战中，每家企业都在积极履行各自的社会责任，也都在力所能及参与公益慈善事业，但现在尚未实现利益最大化。比如像阿里巴巴和拼多多两家企业，平台不一样，资源、用户等覆盖面就不一样，企业共享扶贫资源才能实现利益最大化，同时避免企业间不必要的重复帮扶及资源浪费，这样老百姓也能更好地从中获益。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听力语言康复研究中心原主任龙墨

龙墨：助残脱贫可多措并举

“这些年来，除了感受到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对残疾人事业的重视，我们还见证和体验了社会公益事业的进步与发展。”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听力语言康复研究中心原主任龙墨在论坛上认为，很多企业和个人主动关心残疾人，社会力量已成为残疾人事业发展的重要参与者。

作为点评嘉宾，龙墨对本次活动的企业履责案例印象深刻。“有几家企业都介绍了吸收残疾人就业的情况，甚至有的企业残疾人员工占就业人数的1/3，这让我们这些残疾人工作者感受到很大的激励。”

我国残疾人约有8500万人。残疾人在贫困人口中占据很大的比例，贫困残疾人的贫困程度更深，脱贫困难更大，是“困中之困”和“难中之难”。龙墨认为，应该给予残疾人更多关爱和扶持。

“贫困残疾人中，很多人是重度残疾，甚至是复合残疾，有的残疾家庭不止一个残疾人，我们能体会到这些家庭的无助。”龙墨说，“帮扶一个残疾人，就是帮扶一个家庭，也是减轻社会的负担。”

龙墨表示，帮扶残疾人，政府是主体，社会力量是非常重要和必要的补充，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时如果注重对残疾人的帮扶，会增加自身的竞争力，提高美誉度。

龙墨就如何助残脱贫提出了3点具体建议：

一是注重精神文化方面的帮扶。“比起获得同情，残疾人更需要尊重。很多残疾人存在自卑、自闭等心理问题，有不少企业吸纳残疾人就业，残疾人愿意抱团，却难以融入企业员工的群体，因此，企业应注重营造助残、扶残的文化，不但激励残疾人，也激励所有员工，加强残健融合，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更好的发展。”

二是精准帮扶。企业应根据残疾人的不同特点进行有针对性的帮扶。龙墨举例说，现在的听障儿童成长起来后，完全可以做到能听会说，甚至可以唱歌和自由交流。龙墨从事听力康复工作多年，为许多孩子进行了耳蜗调试，他们之中不乏优秀者，比如有的孩子学业优秀，有的孩子在海外留学，他们往往需要更好的发展机会，而企业可以根据不同情况为他们提供帮助，比如为其安排合适的就业岗位，帮助他们实现自我价值。

三是建立帮扶的长效机制。残疾人更容易受到疾病的侵袭，导致因病返贫。对于他们来说，持续长效的扶贫更为重要。龙墨认为，持续性的扶贫有很多形式，政府出台相关政策、企业进行慈善捐赠或者通过产业扶贫等，这些都必不可少，然而从长远考虑，企业应重点关注教育扶贫、康复扶贫和心理扶贫。

“就教育来说，如果让现在的残疾儿童接受良好的教育，他们将来成长起来后，可以帮助家庭解困，并且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者；对于重度残疾人来说，应帮助他们增强生产自理能力；对于极重度、完全不能自理的残疾人来说，可以采用集中托养的方式，帮他们的家人解困。”龙墨说，“我认为，助残脱贫可以多措并举，让更多残疾人享受到社会温暖的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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