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汶川地震，中国各级红十字会共获得138亿元捐赠款物，当年全国公募基金会合募款物为38.64亿元，红会捐款是后者的3.57倍。五年后的芦山地震，红十字会系统截至目前获捐款物9.02亿元，而基金会则为13.8亿元，比例已下降到不足后者七成。

在芦山地震中，一些公信力较好的基金会呈强势发展，打破了政府、红会和慈善会三大获捐平台垄断的局面。公众成为推动此次变革的力量。中国公益捐赠资源，正面临着洗牌和重构格局的变化。

红十字会

获捐款物降至基金会七成

对于红会募款减少的原因，徐永光表示，一方面不排除“郭美美事件”的影响，另一方面也跟本次政府未指定捐款平台有关。

在其中，但对于此次震后9亿余元的捐款，公众捐款的人次和金额具体有多少，红会宣传处处长陶艺军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尚未进行统计。

不过，在清华大学创新与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主任邓国胜看来，这次红会的表现可圈可点，不仅反应快，而且与汶川地震相比，专业化程度更高，比如专业的供水队伍、公共卫生队伍，这是其他慈善组织不可比的。

邓国胜认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红会正在与民间组织建立沟通协调机制，并准备打破以往红会募集资金几乎都通过红会系统实施的形式，“这次准备通过招投标的方式，购买民间组织的服务。”

截至5月19日10点，中国红十字总会官网上显示：中国红十字会系统在芦山地震后接受社会捐赠款物合计90225.81万元，其中，捐物26030.47万元。根据其网站上中国红十字会组织发展概况资料显示，这个系统里应该包括有全国由省至县里的3000余个红十字会。

据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此前的数据显示，2008年汶川地震募集的社会捐赠资金中，总计有21.1%流向了政府指定的红十字会系统，只有5.9%流向了公募基金会。

虽处于社会质疑的风口浪尖，但芦山地震后，红会系统仍获得了9亿余元款物捐赠，仅占其他基金会13.8亿捐款的七成，而五年前汶川地震时，红会捐款是后者的3.57倍。

对于红会募款减少的原因，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表示，一方面不排除“郭美美事件”的影响，另一方面也跟本次政府未指定捐款平台有关。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分析称：“红会获捐量与汶川相比有所减少，但仍会获得相应的支持，比如一些长期合作的企业仍然会捐款给红会。”

在中国红十字总会官网上，芦山地震捐赠名录保持着每日更新的速度，许多来自普通公众小至一元钱的捐款也

慈善总会

缺少政府支持遭遇募款难

邓国胜评价，中华慈善总会表现低调可能是因为其缺乏活力，也不擅长救灾，在政府未将其指定为捐款接受平台后，募集不到资金。

与红会一样，作为两大官办背景的公益组织之一，以往每有重大自然灾害发生，慈善会均会成为受政府指定的接受捐款平台之一。汶川地震后，中华慈善总会接受捐款10.76亿元，占整个捐款总量的1.63%，是当时全国公募基金会捐款总量的三分之一，而芦山地震后，据慈善总会工作人员提供的数据，截至目前，其捐款量降至基金会捐款总量的二十分之一。

截至2013年5月15日15点，中华慈善总会共收到捐款6069.28万元，物资700万元，共计6769.28万元。但对于公众捐款所占比例，中华慈善总会与红会一样，均尚未进行统计。

邓国胜评价其在芦山地震后的表现“非常非常低调”，他认为，可能是因为慈善总会缺乏活力，也不擅长救灾，因此在政府未将其指定为捐款接受平台后，募集不到资金。

无论低调的原因何在，作为官办公益机构，“只有去行政化改革，回归慈善组织的本质，政社分开，去除行政级别、打破铁饭碗，才能涅槃重生。”邓国胜说。

徐永光认为慈善会改革迫在眉睫，“中国慈善行业最大的问题是慈善会系统，慈善会是以社团之名行基金会之实，是一个纯粹的政府基金会，不能按基金会管理条例约束自己的行为，是一个不依法行事的机构。”

基金会

捐款量大考验组织能力建设

一些新兴的基金会尽管获得捐赠较多，但组织能力未必跟得上，人才短缺，项目官员经验不足，能否花得好社会捐赠，将是很大的挑战。

与红十字会和慈善会捐款比例下降相反，壹基金、北京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等新力量的崛起，致使以传统老牌基金会为主导的格局发生变化。

据基金会中心网统计显示，截至目前，全国约143家基金会（其中81家公募基金会，62家非公募基金会）在芦山地震后筹款13.8亿元左右（不包括基金会捐给基金会的重复性捐款），其中，壹基金获捐量位列第一，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也名列前茅。

“这是慈善回归民间的转折点，也是公众捐款‘用脚投票’的开始。”徐永光表示。

基金会虽然人气高涨，但仍有空间尚待提升。

据基金会中心网分析，此次基金会的全部捐款中，公众捐款比例约占10%，而这其中，又有80%以上来自壹基金的公众捐款，多数基金会公众捐款比例远远低于这个平均值。

“这次基金会的表现总体不错，但两极分化比较严重。社会捐赠资金主要集中在少数几家基金会，个别基金会虽然获得1亿捐赠，但也只是一家企业的捐赠。可见，中国民间有活力的基金会太少，公众可选择余地不大。”邓国胜分析。

此次获得公众捐款比例较大的基金会，也不乏一些官办基金会的身影。

除了得到公众认可的中国扶贫基金会外，上海市慈善基金会截至目前获得了7587万元款物捐赠，其中公众捐赠接近10%；而中华思源工程扶贫基金会，截至5月16日12时共筹得款物4389.07万元，公众捐赠达14.47%。项目扎实、信息透明，是其获得公众认可的共同原因。

“有官方背景的NGO，只要改革了，魅力照样四射，充满活力，但不改革，很难赢得公众的信任，这对其它有官方背景的公益慈善组织来说是非常好的警醒和榜样。”邓国胜说。

邓国胜也坦言，对于受到公众热捧的基金会能否承担起考验，表示“担忧”。

“个别基金会获得的捐赠太多，而组织能力未必能跟得上，特别是一些新兴的基金会，人才短缺，项目官员经验不足，能否花得好社会捐赠的巨资，将是很大的挑战。”

政府

主动淡出开放劝募

民政部的公告等于明确表态，我不接受捐赠了，要捐政府只能捐给灾区政府。

此次芦山地震，在业内人士看来，真正具有深远意义的，是来自政府的决心。

据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此前统计，汶川地震募集的社会捐赠资金中，58.1%流向了只可以接受社会捐赠的政府部门。而据邓国胜随后的调查估算，这个比例可能在80%以上。

而此次芦山地震，中国政府给了民间公益组织一个前所未有的资源空间。

4月21日，芦山地震发生的第二天，民政部发出《关于四川芦山7.0级强烈地震抗震救灾捐赠活动的公告》，公告在捐赠渠道导向方面规定：个人、单位有向灾区捐赠意愿的，提倡通过依法登记、有救灾宗旨的公益慈善组织和灾区民政部门进行，捐赠以资金为主。

“民政部等于明确表态，我不接受捐赠了，要捐政府只能捐给灾区政府。据了解，这次民政部一笔捐款都没有收。”徐永光说。

中国慈善联合会副秘书长、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副主任刘佑平也表示：“虽然不排除个别地方民政部门也会收些捐款，但因为公告的发布，估计这部分捐款会很少，政府这次很低调。”

“这次民政部门非常开明，正在逐步放开劝募市场，我个人认为，这次政府获得的捐赠比例肯定远低于汶川地震。”邓国胜预测。

而结合慈善会系统的低调表现，邓国胜的另一个揣测则是与民政部门同一个牌子的慈善会为配合民政部而故意让出劝募空间，“如果是后者，民政部门的公告及慈善会的低调非常值得赞美。”邓国胜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