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北京青年报 2013-07-20
慈善的主体原本在民间，政府能够为慈善出力的，主要是做好服务和监管，参与制定慈善方面的法律、制度。放水养鱼，促进慈善市场的开放和竞争，丰富和细化慈善的功能，政府做好这些工作，乃是举重若轻。
7月18日，民政部和云南省联合举办“推进社会建设创新社会组织”座谈会，云南省在会上公布了《云南省公益慈善事业促进条例》等四个文件，明确云南省政府部门将退出公益慈善募捐市场，除发生重大灾害外，政府不再参与社会募捐。这意味着，在云南，政府不再作为募捐主体开展募捐，政府也不再指定募捐对象，民间慈善组织至少在理论上拥有了和官办慈善组织平起平坐的资质。
云南开全国风气之先，成为全国首个明确作出此类规定的省份。过去，中国慈善大环境不够完备，先进的慈善理念远未树立，加之法制不健全，组织机构发育不成熟，虚捐诈捐、资金管理使用不规范等情况时有所见，政府部门参与慈善募捐，发挥过直接而高效的作用。然而，政府主导募捐的弊端也是明显的，有些地方伺机用行政手段刮慈善风暴，甚至以权谋捐，导致大量慈善捐款和资源流向政府和官办慈善机构，民间慈善组织的生存空间被挤压，官办慈善由此而来的善款使用不当等问题也被遮蔽。这些都不利于慈善事业健康、稳健地发展。
从政治学角度看，政府原本没有慈善的义务，政府在救助贫困以及重大灾害中的赈灾行为，严格说来也是公共服务的范畴，是政府最起码的责任。在一些重特大自然灾害中，救灾重建支出的主渠道应该是财政，而非民间捐助。当然，政府力有不逮时，可以适度求助于民间捐款，但必须获得捐助人的认可，并对资金使用作出公开的论证说明，尽最大可能地提高善款的使用效能。
慈善的主体原本在民间，政府能够为慈善出力的，主要是做好服务和监管，参与制定慈善方面的法律、制度，对慈善基金的募集、使用的合法性进行监管。放水养鱼，促进慈善市场的开放和竞争，把慈善的蛋糕做大做强，丰富和细化慈善的功能，政府做好这些工作，乃是举重若轻。不妨设想，将来对重特大灾难的“赔偿”甚至可以效法美国——今年波士顿爆炸案的赔偿款，主要来自慈善募捐而非政府拨款。这既提升了社会的活力，亦可减少纳税人额外的负担。
在今年芦山地震的救灾行动中，民政部首次没有指定相关机构开展募捐，也未要求基金会将接收到的捐款汇缴到政府部门。于是，壹基金等民间慈善组织大放异彩，与官办慈善一同缔造出较为丰富多元的局面。这并不是说壹基金等组织做得多么专业和优异，而是因为民间慈善的崛起，既和慈善本身的民间属性相勾连，更与过去一些官办慈善组织失去公信力有关。同时，大量捐款流向民间慈善，既是一种发展机遇，也给这些组织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如果机构本身的执行能力与款项额度不匹配，比如款项超出了能力范围，对慈善组织来说也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以上所说主要是民间慈善容易走偏的一个客观原因，少数民间慈善组织也可能存在主观失信、违规违法等情况。此外，不规范的慈善募捐还有可能成为非法集资的幌子。这些都是目前民间慈善组织存在的问题，需要而且只能是在一个日渐开放、充分竞争的环境中，通过强化政府监管、社会监督和慈善组织自我发展，在发展和改革中逐渐得到解决。
政府退出公益募捐之后，如何为慈善事业做好服务并且建章立制，是接下来的一项艰巨任务。首当其冲的就是推动慈善立法。民政部于2005年提出慈善法的立法建议，2006年进入立法程序，2009年由民政部起草的慈善法草案递交国务院法制办，但至今尚未提交全国人大，仍无法律出台的时间表。云南省宣布政府退出公益募捐，慈善实践再一次跑在法律前面，令慈善法的出台显得更加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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