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公募权长期被官办基金会和慈善会所垄断，而成为一个稀缺公益资源。

近几年，一些包括非公募基金会在内的社会组织，开始寻求公募资格的获取。4月中旬，上海真爱梦想基金会转型公募基金会成功。

与此同时，上海、广州等地方政府出台了募捐条例，释放民间组织的募捐权利，这都给民间组织在突围原有的公募壁垒，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支持。

非公募基金会的“公募”转型

除了看重公募基金会可能带来的公募资源，让更多公众参与到项目中来，也成为一些非公募基金会转型公募基金会的动力。

2002年还是学生社团时，刘正琛创办的新阳光白血病服务机构就被质疑没有公募资格。直到2009年机构才获得非公募基金会的身份，其作用是为了解决捐赠企业的免税发票难题。

另一方面非公募基金会受限于《基金会管理条例》不能面向不特定公众筹款，故资金量少。所以，在第二年的时候，刘正琛就开始想转“公募”了。2012年，他去北京民政局申请“公募”资格，但未通过，其理由主要是资金运作规模不够大。

2013年，经过一年的努力，当刘正琛再次递交申请，终于在当年10月拿到了公募基金会的营业执照。

新阳光也因此成为了北京地区第一家由非公募转成公募的基金会。同样其他地区的基金会转型，也已在进行。

2012年7月，远在海南的成美慈善基金在民政厅的批复下完成公募基金会的转身。秘书长刘英子说，申请公募就是为了可以筹集更多的资金来支持自己的项目，同时也让单一由企业出资的资金来源，变得更加稳定些。

除了看重公募基金会可能带来的公募资源，让更多公众参与到项目中来，也成为一些非公募基金会转型公募基金会的动力。

今年4月中旬，刚对外宣布完成了其身份向公募基金会转变的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其在2013年初要转公募基金会的初衷是看重公募基金会拥有的一个价值传播的过程。该基金会秘书长吴冲说，在成为公募基金会后，基金会借助当下移动互联网的渠道，向公众传达真爱梦想基金会的多元、创新等教育理念。

吴冲透露，刚上线不到一个月的互联网公益平台，已有4000人对真爱梦想的教育项目进行捐赠。而这个数量远超过2013年的1920人。对比下来，虽然募捐量级很小，但这让他看到4000人背后带来的传播价值。

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指出，在中国当下的“公募权是一种稀缺资源”，主要集中在官办基金会和慈善会手里，他们每年都会拿走社会大部分的捐款。他分析，这几家基金会其实都是NGO运作型基金会，当它们都把事

情做好，政府也乐意给他这个公募基金会的资格。

公募权共享

在目前政策上还未开放公募权的情况下，一些优秀的民间公益机构，可借用联劝的平台获得更宽广的发展机会。

由非公募转成公募，在徐永光看来，是一种公募权的“独享”。而公募权的共享却将是一个大潮流。

近几年盛行西方国家的“社会联劝”在大陆生根，有业内专家解读，这被称之为“公募权共享”。

但在大江南北操作却各有不同。

2012年9月成立的上海公益事业发展基金会，是由民间组织NPI发起成立的地方性公募基金会。其在设立之初，就是“为搭建捐赠人与民间公益组织之间的桥梁”。募集到的资金，经过评审并资助全国公益组织的申请项目。

这让“民间机构，跨越了没有公募资质筹款的障碍”，联劝公共关系经理曹海燕介绍，目前联劝募款总额超过6000万元，共资助了近200家公益组织的项目。

曹海燕补充：“在目前政策上还未开放公募权的情况下，一些优秀的民间公益机构，可借用联劝的平台获得更宽广的发展机会。”

两年后在北京，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也开启了社会劝募之门。基金会成立的社会联合劝募中心，主要做法是，面向有一定发展规模和基础的草根组织，不设立资金的门槛，让其在基金会下设立专项基金，这样可解决其不可公募的资质。不同于上海联劝，这些草根组织主要是靠自己去设计项目筹款。

公募基金会拿出公募权来与草根组织一起合作，蔚然成风。2013年，刚成立不到三年的年轻的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以下简称“儿慈会”)也推出自己的社会联合劝募计划，主要是资助儿童领域的民间组织项目。目前已有23家民间机构与其签订了一年的合作协议。

童缘资助中心负责人刘京韬认为，提供公募资质给这些草根组织，变得更为现实。

其实，早在社会联合劝募之前，公募基金会行业早已有拿出公募权分享的先例，这就是专项基金。

公募基金会通过设立的专项基金分享公募权的同时，专项基金也给公募基金会带来了行政管理费，以及他们对外筹集和接受捐赠的筹款收入，可谓一举两得。据业内人士透露，中国红十字会基金会每年的收入，80%是来自其设立的专项基金。

不过，专项基金获取公募资质，是有资金门槛限制，即要求启动资金在百万级。如儿慈会的设立专项基金的启动资金是500万。因此，这也让本已在资金受限的民间组织只能望而却步。

放大公募空间

近几年，互联网搭建的公益平台突破了募捐的地域界限，也激发公募的热潮。

公募基金会让渡出的公募权，筹款的渠道主要是在互联网平台。

近几年，互联网搭建的公益平台突破了募捐的地域界限，也激发公募的热潮。2012年，新浪微公益平台上线。新浪微博社会责任总监贝晓超介绍，个人或机构可在这个平台上发起项目，向自己的粉丝进行善款募集。如面向公众筹款，则需有公募基金会的授权。

此后，很快腾讯、支付宝等相继出现类似这样的平台，这为更多的个人或没有公募资质的项目，提供了筹集资金的可能。

贝晓超坚信，未来政策上一定会取消公募与非公募的区别，只要是慈善组织都会有公募资格。

所以，他并不主张大家都去为公募权而争得头破血流，更主要的是现有条件下获得同等资源去发展。

无疑，互联网公益则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目前，新浪微公益平台上线两年来，共为一万个项目募集过资金，总额超过2.1亿元。

与此同时，上海、广州等地方政府出台了募捐条例，释放民间组织的募捐权利活力，这都给民间组织在突围原有的公募壁垒，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支持。云南省政府在2013年，更是对外声称，政府要推出公益慈善类募捐市场，要给慈善组织更多的发展空间。

徐永光认为，公益行业发展到适度放开公募权的时期，民政部门也希望民间真正做得好的社会组织出现，对那些做得不好的基金会形成一种市场压力。反过来，通过公募权的放开，支持到那些优秀的民间机构。

“公募权”带来的挑战

在获取到公募基金会的随后两年里，成美慈善基金会没有向公众进行一次筹款活动。直到今年2月份，才开始上线支付宝筹款。

申请到的公募基金会资质，短时间内，并没有给新阳光慈善基金会带来直接的筹款变化，反倒让刘正琛重新审视基金会战略反思的机会。

刘正琛认为，作为公募基金会的公益组织来说，需要回应白血病患者群体的社会需求，而非此前为白血病患者手术筹集资金的简单做法。

同样谨慎看待新公募基金会身份的还有另一家基金会。在获取到公募基金会的随后两年里，成美慈善基金会没有向公众进行一次筹款活动。直到今年2月份，才开始上线支付宝筹款。

秘书长刘英子解释，之前是自己没做好准备，尤其在“人才队伍在项目的执行能力上”，担心贸然向公众筹款，如果项目做得不够好，不能很好地完成捐赠者的意愿，会给基金会带来负面影响。

同样透过社会联合劝募平台，对“共享”公募权的草根组织们来说，这才刚刚开始。

目前，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的社会联劝中心已运作半年多，共有4批20多家的民间组织进入该中心来。不过，这与肖隆君当初设想，还是有一定的差距，起初他预计一年内可达到100个社会组织的规模。

他分析，公募目前可能并不是这些草根组织的主要筹款通道，他们仍是通过自己的圈子来筹款。同样，这些加入的社会组织，在公众筹款的能力也渐显短板。“要求提供一张供发布的项目照片，不是很忙，就是照片格式不符”，肖隆君说了一个细节。

对此，徐永光建议，民间组织有了公募权之后，还要学习如何使用好公募权，同样他也希望公募基金会能够将他们的经验辅导给这些草根组织，帮助他们更好发展。

同样，公募权的共享，对公益行业尤其是基金会的发展，也会带来一定的挑战。

在公募权仍集中在少数机构的特殊情况下，徐永光指出，“公募权共享将会是一个潮流”。目前已有一些基金会意识到“靠权力不灵了”，把事做好，要与草根组织共同发展，“这是一个明智之选”，“这对基金会的自身发展也有帮助”。

不过有些基金会仍在走老路。“随着扩大公募权，这些基金会的比较优势越来越弱。做得不好，就会失去公众的信任而被清扫出门”。徐永光说，“这会让公益行业更加健康，形成活跃、竞争发展的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