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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历史回眸:改变中华的隐性力量

来源: 慈讯网   发表时间:  2013年04月11日   共有访问


这是一群几乎被后人遗忘了,却曾一点一滴改变中国的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企业家。

在清朝最衰败的末年,在民国最动荡的初始,在世界列强的商人激烈瓜分中国市场的夹缝中,这群人选择开工厂办企业,走上了一条崭新的救国之路——实业救国。在机器轰鸣的工厂,在噼啪作响的算盘旁,他们小心翼翼地经营着蹒跚起步的工厂和公司。与同时代的英国、美国乃至日本的企业家相比,他们起步晚,力量弱小,赚的钱也并不丰厚,但他们与世界共通的企业家精神中,更多了一层中国特色——儒商精神。

就像儒商鼻祖子贡一样,他们是商人,但更是儒者。他们有超越功利的最终目的,有救世济民的远大抱负,追求达则兼济天下。在繁杂的民族独立、国家现代化和民生疾苦面前,他们自觉地睁开发现的双眼,急于疗救困厄许久的“东亚病夫”。只是实业救得了国,却救不了国民。于是,在实业救国的同时,他们又开始了“教育救国”,以此“救”国民。“今日之时代,一商战之时代也,一学战之时代也”,这几乎成为当时企业家的共同理念。

他们在企业运营几年之后,财富积累刚刚开始,就主动拿出赚到的钱,建设校舍,引入师资,培养人才,支持留学。一所所新式的小学、中学和大学,在全国各地出现。除了捐资办学校,他们还捐资办图书馆、博物馆和医院,推动国家和国民的现代化。与英美等国的企业家相比,这是晚清民国时期的企业家最值得述说的一笔。

盛宣怀、张謇、王一亭、荣德生、陈嘉庚、卢作孚⋯.这一串长长的名单,既是工商界的先行者,也是慈善界的代表。

“清末民初,涌现出大量的慈善家,其原因是:第一,中国的慈善传统没有中断,他们受父辈影响比较大,有底蕴熏陶;第二,国家积贫积弱,实业救国的大氛围使然;第三,民族资本主义迎来黄金时期,企业家乐于把丰厚的利润投入慈善公益。”湖南师范大学副教授曾桂林接受《中国慈善家》采访时说,他长期研究近代慈善史。

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期间,政治环境相对宽松,一时新思潮涌进,现代慈善内容和理念逐步被一些走出国门的人介绍进来。清朝第一位留学生容闳,归国后告诉闭目塞听的中国人:“美国有富翁积财数千万,尽行拨作各种善举者。”清朝第一位驻外大使郭嵩焘和翻译张德彝参观了伦敦的一些慈善机构后,分别介绍了当地的慈善组织和筹款模式,例如养老院、妇女职业培训机构、慈善医院的义演募款方式。

在戊戌变法前夜的1894年,52岁的郑观应写就了轰动全国的《盛世危言》一书。在这部畅销书中,郑观应专列“善举”篇,其中写道:“夫泰西各国乞丐、盗贼之所以少者,岂举国皆富民而无贫民哉?好善者多,而立法綦密,所以养之者无不尽,所以恤之者无不周耳。”书中提到,英国人立遗嘱,往往将遗产捐献出来,创立大小学堂、工艺书院等,号召中国达官富绅向他们学习,这显然是对中国古老的财富传承模式的一次撞击。

作为清朝最有影响力的媒体,由英国商人安纳斯托·美查(Ernest Major)创办的《申报》,也在戊戌变法前后,刊发了《安置流民议》、《创兴善会》、《效法泰西以行善举行》等大量慈善内容文字。

扮演慈善启蒙的还有一个更大的群体——西方传教士。他们来到中国,操着生硬而蹩脚的汉语,坚持不辍地传教之余,很多人做起了慈善,或主持赈灾,或建教会学校,或建慈善医院,或建孤儿院,或建盲、哑人学校。

此前的两千多年,发源于本土的慈善内容相对单一,包括施棺、施衣、施药、义冢、赈灾、造桥修路、修寺庙以及对婴儿、老人的照顾等,慈善理念主要是以“养”为主,而且集中于各自的家族之内。例如,范蠡从事商业经营,“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宋朝的范仲淹在苏州设立范氏义庄,捐助田地1000余亩,以义庄田地的地租赡养族内老弱。源自西方的现代慈善,改变了传统以“养”为主的理念和内容,转向以“教”为主。

最早走出国门的人、媒体、传教士,在这三股启蒙力量的宣扬下,盛宣怀、郑观应、经元善、徐润等人,成为中国慈善由传统步入现代的重要推手。他们的身份几乎一致,都是在李鸿章所高举的洋务运动的大旗之下,学习西方,借助洋务企业所累积的财富,推动慈善事业的转型和发展。

1870年,凭借父辈关系,盛宣怀在大清朝台柱子、湖广总督李鸿章的支持下,奔走于洋务运动一线,以1872年办理轮船招商局开始,参与了此后清朝所有大型国有企业的创办,并开设中国第一所新式大学——天津北洋西学学堂(后改为北洋大学),及上海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一北一南两所大学堂,培养的人才大多成为日后各个领域的名家。

郑观应倡导学习西方人捐出遗产,作为好友,盛宣怀也积极响应。1916年去世之前,他立下遗嘱,拿出遗产的一半从事社会慈善事业,并由李鸿章长子李经方担任遗嘱执行监督人。遗产数额庞大,经过长达两年半的清理,方才统计出可分财产高达1160余万两银元。这就意味着580万两被用作慈善事业,可惜后来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这一部分财产因儿女争抢,而被政府接收。

在教会女子学校的启发下,洋务运动干将、上海电报局创建者经元善大胆开启了由中国人自己创办女子学校的新历史。从1897年开始,经元善联络上海名流,动员各界捐款,还动员妻妾认助开办费400元和常年费60元,最后以6000余元的资本创建“经正女学”,第一期招收8~15岁的女生20余人。经元善创办女子学校的主旨在于“大开民智张本”,“必使妇人各得其自有之权,然后风气可开,名实相副”。该学校设立算、医、法、师范四科专门之学,并教授纺织、绘画等技艺。除中文课程之外,学校还教授西文课程,由一位美国传教士的女儿亲自授课。

可惜的是,戊戌变法失败,经正女学被勒令停办。与它的命运一样的是,大多数新式学校都遭到停办。直到1900年慈禧太后在八国联军的枪炮声中落荒而逃,感到帝国的摇摇欲坠,为了免于顷刻间的倾倒,才勉强推行了一场“新政”,涉及政治、经济、教育和慈善等内容。

新政施行,因戊戌变法失败受挫的慈善活动重新开启,慈善性质的中学堂、实业学堂、专门学堂和工艺厂等在各地都有出现。

在日本创业的浙江人吴锦堂,亲眼目睹日本国力的蒸蒸日上,而“日本富强,全靠教育”。他认为:“近世列国争强,要在世界上立足,教养二事很重要,国民失养,就无以为生,国民失教,就难以争存。”在家乡宁波慈溪,他先后创办效实中学和锦堂学校,锦堂学校被誉为“浙江私立学校之冠”。此后,吴锦堂决意发展农业教育,锦堂学校改名锦堂农业中学,为浙江职业教育之肇始。筹办农业学堂时,吴锦堂对校内设施、师资力量、课程安排等问题逐一作了详细安排,他还请来日本建筑设计师设计校舍。捐资办学,吴锦堂前后捐款28万银元。他还告诫子孙,学校的一切动产、不动产永归学校所有,吴氏后世子孙均不得借故干预。

有了新政策的许可之后,商办企业也开始在各地兴办起来,张謇、荣德生等企业家都在此期间办起了工厂,还尝试着办起了学校和慈善机构。等到这些工厂实现了规模化发展,企业家大手笔投入慈善事业之时,大清朝的寿命已经戛然而止了。

从新政到清朝覆亡,慈善事业的最大成绩是国内红十字会的成立。

1904年2月,为侵占中国东北地区,日俄战争在东北地区爆发,交战双方的伤兵均得到各自国家红十字会的救护,而无故卷入兵燹遭难的中国公民却得不到任何救护。上海记名海关道沈敦和、前四川川东道任锡汾、直隶候补道施则敬等官绅,有感于红十字会缺位所带来的救护缺失,商讨“拟援万国红十字会例,力筹赈救北方被难民人之策”。

沈敦和在大臣吕海寰、盛宣怀等支持下,于3月10日在上海商讨成立“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上海万国红十字会采用董事制度,沈敦和等人为华董。在资金筹集上,首先由华董先行垫付五万两白银作为启动经费,此后向各省劝募。到1905年9月日俄战争结束,短短一年时间,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在东三省共救助46万余人。

在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创建和早期发展过程中,沈敦和是最主要的创始人。曾桂林告诉本刊:“沈敦和是红十字会的实际掌门人,从1904年到1921年的17年,他把所有的心血都放在了红十字会上,奠定了红十字会的发展基础。”

时任工部尚书吕海寰、工部左侍郎盛宣怀两人也是红十字会的创始人和领导人。沈敦和、任锡汾等人负责筹建前方事宜,吕、盛两人则负责与朝廷沟通的幕后工作。1910年2月27日,清廷正式任命已是太子少保尚书衔的盛宣怀担任红十字会会长,盛因此成为中国红十字会第一任会长,此前清政府一直未曾任命会长。整整八个月后,在辛亥革命的隆隆枪炮声中,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奔走于革命一线救治伤员,而盛宣怀的红十字会会长职务被清廷免去,由吕海寰接任。

1912年11月1日,来自全国各地的100多位企业家,穿着西装,打着领带,意气风发地来到北京,聚首于首届全国工商会议(又称临时工商会议)。

152名代表中,声名显赫的有无锡实业家荣德生、南通实业家张謇、上海实业家朱葆三、恒丰纺织新局总经理聂云台等,他们的企业即将迎来大发展,利润空前。工商部在解释召开临时工商会议的原因和目的时表示:“政体初更,百端待举,国犹是国,民力益穷,解此问题,厥惟实业。”事实上,与会的这些优秀代表倾力发展实业,为的就是解决国弱民穷,为的就是民国快速走上现代化的道路。接下来,他们在成为大企业家的同时,也成为引领社会转型的大慈善家。

1912年,是张謇的六十大寿。六十寿诞,原本值得花巨资隆重地庆祝一番,他却把宴客的钱和亲友的馈金一并拿出,建立了南通第一家养老院,取“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之意,题书“老老院”。他还约定十年后的七十寿辰再捐赠一所养老院,1922年南通第三养老院如约建造。大寿过后没多久,张謇又亲自忙着筹建并规划残废院和盲哑学校。创建一所慈善性质的盲哑学校,是张謇多年的心愿。早在1903年,张謇赴日考察时,曾专门考察过日本的盲哑学校,此后致信江苏按察使,希望官方兴办盲哑学校,未果。1911年赴北京之际,又考察烟台芝罘盲哑学校。用时四年,狼山盲哑学校建成招生,这是中国人自己建立的第一所盲哑学校。1912年,除了筹建数所慈善机构,张謇还一口气筹建了数所学校,包括医学专门学校、纺织专门学校、水产学校和河海工程专门学校等。

1894年,41岁的张謇中状元,名满天下,却对政治心灰意冷,虽不懂实业,仍咬牙坚持办纱厂,他期待走出一条新的报国之路。经四年艰难筹办,大生纱厂终于在1899年开机,一年后实现盈利。与实业相比,张謇更感兴趣的是教育,在大生纱厂开机的第三年,他就筹办通州师范学校,以此培养教育人材。

张謇说:“国家之强,本于自治;自治之本,在实业教育,而弥缝其不及者,惟赖慈善。”在他看来,实业、教育和慈善,三位一体,构成现代地方自治。张謇一生创办多达240多所小学、6所专科学校、1座博物馆、1座图书馆、1个气象台和16家慈善团体。办学校和慈善的资金,都是来自大生纱厂的利润,以及他自己所得的工资和分红。生命的最后几年,大生纱厂危机重重,为了筹集慈善经费,张謇还卖过字画。去世前一年,即1925年,张謇公开说,20多年中用在教育和慈善上的工资和分红高达150多万两白银。

张謇耗费后半生,将南通发展出现代的模样,成绩斐然引来无数瞩目,不少企业家学习模仿“张謇模式”,无锡的荣德生就是其中的一位。

1912年,茂新面粉厂开机已整整十年,却遇到资金周转困难,荣德生说这是他和哥哥创业的第二次风险。民国的建立似乎给锲而不舍的荣氏兄弟带来了好运,公司很快化险为夷,实现盈利,生产规模得到扩大。闯劲十足的大哥荣宗敬并不满足于无锡一地,与其他人合伙,在上海创办了福新面粉厂。企业由危转安,荣德生踌躇满志,作为无锡商会代表赴北京参加了首届全国工商会议,在会上提出了三个提案并获得通过。从这一年开始,“面粉大王”和“纺织大王”的称号离他们越来越近,上升为无锡民族工商业六大家族之首指日可待。

这一年,商业上的惊涛骇浪,并没有妨碍荣氏兄弟在慈善上的大手笔。兄弟俩本着“为天下布芳馨、种梅花万树,与众人同游”的宏愿,在无锡太湖东山、浒山一带购买了150亩山地,兴建了对公众免费开放的梅园。如今梅园已是无锡一处重要的历史文化景区。兴建梅园的同时,荣德生计划办一所图书馆,四处收书,四年后图书馆开馆,取名大公图书馆,免费开放。这是苏南第一家由私人开办的公共图书馆。初始,藏书达9万多卷,到抗战前夕已多达18万卷。

荣德生对教育和城市建设尤其看重,不惜捐赠大量金钱投入其中。早在1906年,茂新面粉厂开机的第四个年头,荣德生就创办了荣氏公益小学,此后又创办了竞化女子学堂、公益工商中学等多所小学和中学。据记载,1920年代初,每年用于1所中学,8所小学的经费就达4万元。创办于1919年的公益工商中学从创办到停办,8年间投资25万元,相当于开办申新三厂时总投资的六分之一,后来大名鼎鼎的经济学家孙冶方、科学家钱伟长都毕业于该校。1916年,由荣德生发起,众多锡商共同出资,建造由荣巷直达梅园的开原马路,马路全长9公里。1918年,荣德生又领头捐资辟建了无锡火车站至惠山的通惠路,并陆续修筑城乡各支路。

以宁波人为代表的浙江商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迅速崛起,老牌的晋商和徽商则完全没落。如吴锦堂远赴日本创业的并不多,浙商更多的是聚集在上海,建立起各自的商业版图。先后担任上海总商会会长的朱葆三、虞洽卿、宋汉章等皆是浙江人,执上海商界之牛耳。这些商业巨子对慈善贡献颇多,只是用心去做并有开创性的却少,多是响应捐款,或回家乡创办一两所小学。唯有与朱葆三齐名的商界领袖王一亭,成为执上海慈善界之牛耳的大慈善家。

王一亭是商界的传奇人物,他的传奇不仅在于身份的多元,买办、实业家、革命家、佛教居士、画家、慈善家,关键所有这些,他都是出类拔萃者。与吴锦堂一样,王一亭初到上海也是在最底层打工,接着进入日企打工,做到日清汽船公司总代理,为清末上海三大洋行买办之一。有了资本,他又和商界同仁投资兴办面粉厂、银行、轮船运输公司等,成为实业家。辛亥革命前夕,王一亭加入同盟会,提供大量资金支持革命,参与上海起义,后因参加孙中山的二次革命被袁世凯通缉,更兼宋教仁被刺一事,对政治不再抱有期待,遂生退意。自此,绘画、修佛、慈善,愈加成为其生命的重点。绘画,他与吴昌硕齐名于上海画坛;修佛,他成为中国佛教会会长;慈善,他先后参与创办了10多个上海最有影响的慈善组织,如上海孤儿院、中国救济妇孺总会、上海慈善团、上海游民习勤所、上复善堂等。

《纪白龙山人王一亭》一文中写道:“凡上海慈善事业,无不有先生名,盖无先生之名在董事列,若不足以号召也者。各慈善经费恒不裕,其所办事业则又力求其大,因之收支常不敷,转以求先生,先生能有以纾其急。先生常谓‘办慈善事业,不愁无经费,如办得好,人自会送款子来’。有时至无可筹措际,先生常出其所作书画,集巨款,而以嘉惠公益慈善事业。”

1926年,上海天厨味精厂创办人吴蕴初,为“佛手”牌味精参展美国费城世博会,他首先想到对“佛手”商标包装予以改进。画佛高手王一亭,成为画“佛手”商标的不二人选。吴蕴初问王一亭润笔费如何算,王一亭答曰:“我只要吴老板收我一张红帖即可,润笔嘛就免了。”不日,吴蕴初收到一封红贴,任命他为上海孤儿院理事,并出理事费1000大洋。吴蕴初感佩于王一亭的慈善创意和慈善精神,欣然应允。

20世纪上半叶,华侨成为推动国内教育和慈善的重要力量,陈嘉庚就是最有代表的一位。

如今的集美大学和厦门大学,在学校显要之处,各矗立着一尊人物铜像。铜人方脸,面色凝重,戴着眼镜,目视远方,右手拄着文明棍,左手拿着礼帽,他就是两所学校的同一位创办人陈嘉庚。他生于福建集美,华侨世家,16岁远赴新加坡跟着父亲学习经商。此后,独身一人,从创办罐头厂起步发家,随后进入橡胶制造业,打通产业链的上下游,终成一代“橡胶大王”。

1913年,陈嘉庚39岁,他的罐头厂成为行业龙头老大,同时他还有两处橡胶园、一家米厂和一家米店,个人财富达到近50万元。从这一年开始,他的慈善之路正式开启。他感到,“国家之富强,全在于国民,国民之发展,全在于教育,教育是立国之本。”于是,教育成为他慈善事业的首选。在出生地集美,陈嘉庚创办了集美小学,花费2000多元。以后陆续办起师范、中学、水产、航海、商业、农林等校共10所,另设幼稚园、医院、图书馆、科学馆、教育推广部,统称“集美学校”。这就是集美大学的前身。

1919年,有感于福建大学教育落后,陈嘉庚认捐100万元,筹办厦门大学。从筹办到开校,用时三年,过程时有艰困。在亲自选定郑成功演武场附近作为厦门大学的校址后,陈嘉庚向福建政府提出土地申请,奈何遭到福建军阀李厚军的多次索贿,一番苦斗方才摆脱军阀纠缠,得到土地。1921年4月6日,厦门大学正式开校。此后12年,陈嘉庚共投入400万元建设厦门大学。据估计,终其一生,陈嘉庚捐助教育的资金高达一亿美元以上。黄炎培说:“发了财的人,而肯全拿出来的,只有陈先生。”

在厦门大学的开校仪式上,美国著名哲学家约翰·杜威(JohnDewey)与夫人亲往。杜威在演说中提出:“到会诸君,须景仰陈君⋯.中国人人能效陈君之公,则救国何难之有。”海外侨商“效陈君”的倒也不少,只是捐资规模不能与其相比。在新加坡的著名侨领,如黄奕住、曾江水、李光前、陈六使、叶玉堆、陈延谦、李俊承等人及新加坡群进橡胶公司等,先后向厦门大学捐助图书馆设备和经费。

与这些一边发展实业一边发展教育的慈善家相比,熊希龄是最为特殊的一位,他完全退出政界、商界,将自己的后半生投入了慈善教育。

熊希龄只在很短的时间从事过实业,在湖南长沙,他曾倾力推动成立湖南工业总会,与几位实业家一起办电灯公司。他的人生高点在政治。出生于湘西凤凰县的熊希龄,自幼被誉为“湖南神童”,15岁中秀才,22岁中举人,25岁中进士。1913年,在袁世凯的拉拢下,43岁的熊出任内阁总理,组织“第一流人才内阁”,一年后难有作为而解散。直到1917年夏天,河北顺直发生特大水灾,大总统冯国璋任命熊希龄督办水灾,熊才认识到“政治的罪恶”。在写给密友的一封信中,他提到,“此次目睹灾区惨状,心良不忍,且念出仕十余年来,从未直接为民做事,愧对吾民。”“赎罪”成为做慈善的动机,并且敢于表达出来,这在中国近代慈善史上难得一见。

1922年,熊希龄更深入地剖析了自己做慈善的原委:“我在世上什么事都经验过了。我觉得总是悲观的。政治的罪恶,是不消说了。就是实业呢?我也曾入了股。我觉得经理人都不是拿良心对着股东的,所以我也灰心了。就是社会呢?我办了几年赈,我觉得真是用良心做事的少,甚至有几个殷实的绅士,也要不干净。我在北京修了几道工赈的马路,约有三百多里,有一处系与外国慈善家合办的,修好了交与地方官去接管,那天津的报纸,忽然谓我卖路与外人,你想社会事还能办吗?所以我很悲观,我只缩小范围,办我的慈幼院,这些孩子都是真心地爱我,把我当他们的父母,我却把他们当我的儿女,成立我们这个大家庭。这便是我的终身志愿了。”

感念赈灾时目睹灾民或遗弃儿女于路旁,或随意出卖儿女,或携带儿女一并自杀,1919年,熊希龄在北京筹办香山慈幼院。1920年10月3日,香山慈幼院正式开院,一次就招录了640名孤贫儿童。到1926年,在院儿童已达1704人。近30年中,该院培养出六七千学生。初建时,香山慈幼院分为男女两校,后来发展为一个总院六个分院。总院为全院的行政中枢,第一院为蒙养部,第二院为小学部,第三院为中学部,第四院为职业部,第五院为职工部,第六院为大学部。该院的筹办资金,初始有政府拨款和赈灾余款,此后依赖捐款,著名企业家刘鸿生等人都为其捐款。

熊希龄虽对赈灾现状表示失望,一心只办他的慈幼院,但对于重大的水灾旱灾,他仍亲自出马组织赈灾。多次主持赈灾,熊希龄感到全国的各慈善团体有必要联合起来,以求发挥更大力量。1918年12月21日,他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华慈善团体全国联合会”,任主任,朱葆三、王一亭为副主任。可惜只有少数慈善团体加入,联合会未能办成。

1920年秋天,北方五省大旱,熊希龄发起成立“北五省灾区协济会”,以官方背景参与赈灾。同时,一些企业家与传教士合作成立华洋义赈组织,参与救灾。华洋义赈组织数量众多,尚无联合,效果不彰。救灾结束后,这些民间组织尝试自发联合。1921年11月16日,七个华洋义赈组织的代表齐集上海,决议组成“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简称“华洋义赈会”。会议选举美国人艾德敷为首任总干事,章元善为副总干事,总会事务所设在北京。

华洋义赈会总结历次赈灾效果,发现单纯的救助灾民治标不治本,赈款发完灾民仍旧穷困,于是他们逐步实施“以工代赈(简称工赈)”,工作重点放在防灾方面。其救灾方式如下:

(一)遇有灾情发生,当地财力显然不能防止多数生命之损失,而其情形又不适于办理工赈时,本会应办急赈;

(二)本会办理急赈,应尽量用以工代赈,从事建设工程及短期低利贷款办法;

(三)本会之主要事工,即为继续提倡及实施各种预防灾害计划,计分以下两类:(1)筑路、灌溉、修堤、掘井、开垦、水利等建设工程事业,(2)办理信销售及购买合作社,改良农业方法,提倡家庭工业,以增加农民经济能力;

(四)在救灾防灾两方面,主要责任仍由政府及地方当局负担,本会则处于襄助地位;

(五)本会之赈款,应根据上列标准而加以支配,俾能收最大之效果;换言之,即欲引起当地政府及人民踊跃参加与负责之决心。

此后近30年,华洋义赈会被公认为最有成效的赈灾组织。

1928年年,中国终于在形式上一统。财政部部长宋子文、工商部部长孔祥熙,先后召开全国经济会议、全国工商会议,以示对发展经济和民族工商业的支持态度,企业家和商人以为终于可以安心办工厂做生意了。

殊不知,地球另一端,一个可怕的危机正在生成。这一年,美国总统大选,曾在中国工作过三年的赫伯特·克拉克·胡佛(Herbert Clark Hoover)获胜,出任第31任总统。他虽是斯坦福大学毕业,当过七年多的商务部部长,但对一年之后的金融危机反应迟缓,束手无策,致使经济大萧条震撼全球。

在东南亚的陈嘉庚切身体会到了危机带来的毁灭性打击。他的橡胶制品主要销往美国,而美国经济崩溃,消费市场急剧萎缩,陈嘉庚只能眼看着产品堆积得越来越多,亏损越来越大。到了1932年,他辛苦创办的企业终被收盘,橡胶大王饮恨退出。但他对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的捐助,持续不断。为筹集厦门大学所需的大额办学经费,陈嘉庚不惜变卖三座大厦。

经济萧条,当然也有获利者,胡文虎就是其中的一位。与陈嘉庚一样,胡文虎也是祖籍福建的东南亚侨商,1882年生于缅甸,10岁时回福建老家学习,四年后重返缅甸帮父亲打理药铺。精通中医的父亲去世后,他与弟弟胡文豹开办了制药厂,并研制出“虎标万金油”,用于治疗中暑、头疼和疲乏等病症。因其疗效显著,价格便宜,销量遍及东南亚各国,在经济萧条期,销量也不曾下降太多,“万金油大王”仍屹立不倒。他的慈善事业,因有足够的资金支撑,在国内一直有大手笔,主要集中在医疗和教育两块。

在医疗领域,胡文虎先后独自捐款建成南京中央医院、汕头医院、厦门中山医院和福建省立医院。抗日战争期间,他曾致函重庆国民政府,决定在抗战胜利后修建县级医院100所,并汇款1000万元,分别存入当时的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家银行。当时估计大县建一所医院需10万元,小县需5万元,共需款1000万元。抗战胜利后,通货膨胀,货币严重贬值,曾经的1000万元巨款,已建不了几所医院了,该计划只能搁浅。

在教育领域,胡文虎最为知名的慈善项目是“建设1000所学校计划”。1935年底,胡文虎拟捐3500万元,于五年内在全国建设小学校舍1000所,每所建筑费3.5万元。其中,福建80所,广东50所,广西30所,贵州20所,其余各省各10所。翌年,胡文虎认捐,并开始在福建、浙江和广东等省兴建小学。计划实施了才两年,学校也只建了一部分,却遭遇日本全面侵华,不得不中断。他仍将建校余款200万元港币存入香港中国银行,指定为战后建校之款项,后来全部认购了“抗日救国公债”,计划抗战胜利后兑换成现款,继续兴办小学。与“建100所医院计划”命运相同的是,存入银行的资金因货币贬值,几乎成为废纸。

当美国的经济危机侵袭全球,中国也不能自保,只是危机来得晚了几年。到了1934年,通货紧缩已十分严重,银根紧张,借贷艰难,更兼政府推行“国进民退”政策,银行、企业倒闭潮到来。荣氏兄弟的企业也未能避免。

危机中,荣德生迎来了他的六十大寿。三年前,荣宗敬六十大寿,穆藕初、刘鸿生、陈光甫、杜月笙、张啸林等四百多人,从上海赶到无锡为其祝寿,盛况空前。到了弟弟六十大寿时,正是企业危困之际,荣德生力主从简,请柬只在小范围内发出,来者仍旧不少。大寿中,他仍念念不忘“百桥计划”,索性捐出亲友馈赠的六万大洋,在五里湖、太湖南北两岸间建造一座桥梁,以贯通太湖各个风景区,便利游人。这就是被称为“江南第一长桥”的宝界桥。

百桥计划始于1928年。是年,荣德生53岁,颧骨愈发突出,四方的脸庞略显苍老。棉纺业的黄金时代一去不复,张謇、穆藕初等企业家创办的棉纺企业都已陨落,喜欢冒险的荣宗敬仍在借债扩张,商业帝国已然形成。众多工商企业的兴起,无锡已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时人谓之“小上海”。只是江南水乡,河道纵横,此路与彼路首尾不接,自古无锡人出行靠船,相当不便。相比大哥荣宗敬多居于上海,而荣德生始终在无锡,进进出出无不乘船,对出行不便相当挂怀:“在无锡,修桥比铺路更重要,没有桥,出门寸步难行”。于是,在这一年,他联合无锡多位企业家组建“千桥会”(又称“百桥公司”),计划在无锡及相邻地区捐资建桥100座。

《无锡市志》记载,百桥计划持续十年,前前后后造桥88座,日本侵华战争提前终结了这个没有完成的计划。而荣德生最看重的是宝界桥。他曾对国学大师钱穆说:“他年我无锡乡人犹知有一荣德生,惟赖此桥。我之所以报乡里者,亦惟有此桥。”

除了以慈善推动城市化,荣德生看重的还是教育,从早期捐资筹办初等学校和专业学校,后期他更看重大学。1936年前后,政治家吴稚晖、复旦大学校长李登辉等人建议把复旦大学迁往无锡扩建,荣德生获悉后十分积极,希望捐资助力。日本侵华战争打断了此项计划。抗日战争胜利,荣德生回到家乡,继续壮大荣家产业。不承想各种扰乱仍是如影随形,最严重的一次是,警匪勾结绑架了这位老人,家人交出数十万美元的赎金后才得以脱险。衰老的荣德生,在纷乱之中,念兹在兹的仍是建一所大学,终于在1947年捐资办成江南大学,并花重金邀请钱穆、牟宗三、唐君毅、金善宝等名家任教。

荣家的企业和慈善,引起了一位航运巨子的兴趣。1930年5月底,卢作孚带着考察团来到无锡,先是参观了荣氏兄弟的产业,随后参观了游人如织的梅园。早前的几天,他和考察团一行到达南通,参观了张謇一手缔造的大业——遍布南通的工厂、学校和慈善机构,可惜张謇已去世四年。荣氏兄弟和张謇的实业、慈善之举,直接影响了民国第二代企业家卢作孚。尤其是张謇的“南通模式”,卢亲往学习多次,然后直接模仿实践。张謇改变了一个叫唐闸的落后之地,卢作孚则改变了一个叫北碚的无名之所。

卢作孚生于四川合川(现重庆合川),家境一般,上学仅六年,此后自学一生。年轻时,当过老师,当过记者,参加过革命。从革命救国到教育救国,最后到实业救国,这是他的认知轨迹。他认为,实业救国,交通运输业为“各业之母”。于是,他募股8000元作为资本,建造铁壳小船一艘,开辟嘉陵江航线,成立民生实业公司。这个小公司很快发展起来,十多年后的宜昌大撤退,它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创业两年后,1927年,卢作孚来到北碚,接掌峡防团务局。逢此乱世,他提出“打破苟安的现局,创造理想的社会”,以北碚为实验区,“要赶快将这一个乡村现代化起来”。有了民生公司,便有了实验的资本,便有了现代化的基础。在基础设施上,他创办了北川铁路;在工业上,他创办天府矿业公司、三线染织工厂;在文化教育上,他创办中国西部科学院、兼善中学、北碚图书馆、北碚体育场、《嘉陵江》报。创办这些现代化的内容,为的是建立“一个大众公共享受的城市”,而非如上海、重庆那般只有少数人享受的“畸形的资本主义的建设”。

很多人视卢作孚为清教徒,他掌控数千万资产,却没有房产和储蓄,过着清贫的生活。所有的钱,都被他捐给了北碚的实验。他兼任多达几十个公司的董事或董事长,兼职收入不断,每有收入的单子送到,他总是写上“捐中国西部科学院”“捐兼善中学”“捐瑞山小学”等。自1940年起,此类所有收入均捐给了兼善中学。

1937年春,教育家黄炎培在《蜀道·蜀游百日记》中写道:“在八九年前,满地是土匪,劫物掳人,变做家常便饭,简直是一片土匪世界。现在鼎鼎大名公认为建设健将卢作孚先生⋯.施展他的全身本领,联合他的同志⋯.把杀人放火的匪巢变成安居乐业的福地⋯.把地方所有文化、教育、经济、卫生各项事业,建设得应有尽有。”

建设健将除了卢作孚,还有晏阳初、梁漱溟和陶行知等人,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则属晏阳初。1929年,晏阳初携妻小迁居河北定县。三年前,他选择定县作为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的实验研究中心,开始定县实验,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每年资助15000元,用于编印平民读本。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成立于1923年,晏阳初担任总干事,直到1949年。他先后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1920年学成归国,立志不做官,不发财,把帮助劳苦大众作为终身志业。他带动了诸多留美博士的参与,例如哈佛大学哲学博士瞿世英、耶鲁大学教育学博士傅葆琛、康奈尔大学农业经济学博士冯锐,等等。

1930年,经过长期研究,晏阳初发现中国农村存在四种“疾病”:愚、穷、弱、私。他提出以“学校式、社会式、家庭式”三大方式结合并举,“以文艺教育攻愚,以生计教育治穷,以卫生教育扶弱,以公民教育克私”四大教育连环并进的农村改造方案。

改造的具体内容有:为减少通过饮用水传染的疾病,平教会指导农民修建井盖与围圈,适时消毒灭菌;训练公立师范学生与平民学校学生进行免疫接种;训练助产士代替旧式产婆,向旧式产婆普及医学常识;建立各区保健所,培训合格医生;从平民学校毕业生中培训各村诊所的护士与公共卫生护士;为村民引入优良棉花和蛋鸡品种;组织成立平民学校同学会,建立村民自治组织;改组县乡议会,改造县乡政府。

晏阳初的平民教育实验,遇到了诸多阻力,尤其是地方政府的反对。好在此后蒋介石十分欣赏晏的实验,蒋介石不仅邀请他到南京长谈,并选派老家奉化溪口镇人士,到定县学习,以推动溪口的乡村建设。此后,蒋介石在南京多次接见、致电晏阳初,支持乡村建设实验复制到江西、四川等全国各地。

晏阳初不仅是一线的实干家,还是超级募款人。1948年美国国会通过的“援华法案”中,特别另列“晏阳初条款”,指明在美援中拨给他2750万美元,作为他在中国推广平民教育、乡村改造的费用,这是他多年来在美国募捐的一笔最大捐款。事实上,他的募捐地主要在美国,美国企业家和华人华侨是主要支持者,此前的20多年募得千万美元。

1943年5月24日晚,美国纽约市卡内基音乐厅,美国数百所高等学术机构发起成立的“哥白尼逝世四百年全美纪念委员会”在这里举办宴会,人们一方面纪念伟人哥白尼——因为他否定了长达1400多年的“地球中心说”,提出“太阳中心说”,另一方面,人们表彰“当今世界上贡献最大、影响最广的十大名人”——他们必须在思想和方法上产生革命性的成就。

来自中国的晏阳初,入选了十大名人行列,同时入选的还有科学家爱因斯坦。

在大会现场,宴阳初得到的表扬状上写道:“杰出的发明者:将中国几千文字简化且容易读,使书本上的知识开放给以前万千不识字人的心智。又是他的伟大人民的领导者:应用科学方法,肥沃他们的田土,增加他们辛劳的果实。”

这一年,是晏阳初在中国推行平民教育的第20个年头。

改革开放以后,重视教育的慈善传统在中国的精英人士中得以延续。典型代表是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旗下“希望工程”的创办。1989年,40岁的徐永光辞去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部长一职,放弃其前途无量的仕途,于数月后创办了“希望工程”,这后来成为中国家喻户晓的慈善项目,也成为青基会的王牌项目。此后17年,希望工程募集海内外捐款逾30亿元,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儿童289万人,建设希望小学12559所。

青基会并非改革开放后的第一家慈善机构。1981年7月,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成立,以此为开端,宋庆龄基金会、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南京爱德基金会等半官方半民间的慈善机构先后成立。在改革开放的初期,这些慈善机构不仅在解决贫困、疾病、失学等社会问题上贡献良多,更大的价值在于唤醒了沉睡近30年的慈善意识。

1949年之后,新政府对以前的慈善机构进行了收编和取缔。从1954年到1980年,中国大陆几乎不存在慈善机构和慈善家。

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慈善的主角是半官方半民间的慈善机构,纯粹的民间慈善机构还没有兴起。以经济建设为唯一中心的时代,创业和赚钱是绝对的主题,资本积累是企业家的主要任务。积累到21世纪的时候,贫富分化、社会保障缺位、二元结构、环境污染等问题,纷纷涌现。慈善的舞台再次出现。

一段野蛮生长之后,社会理想在企业家群体中开始变得越来越重要。2004年,在北京首创集团总经理刘晓光的组织和动员下,近百位企业家共同发起成立了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宗旨是以内蒙古的阿拉善盟为起点,通过社区综合发展的方式解决荒漠化问题。这个环保组织,在此后的八年内,发展了200多名会员,几乎涵盖了中国主流的企业家。王石、陈东升、马蔚华、任志强、王中军⋯.这些分布在不同行业、不同地区的企业家,相聚一起,学习如何做慈善,如何治理NGO,如何改变环境。之后,一些积极分子则把所学的慈善理念散播出去,成立新的慈善机构。

一场全国范围内的慈善启蒙,则始于2008年。汶川大地震突然袭来,唤醒了普罗大众的恻隐之心,各个阶层都在捐款、捐物。而早已赚得盆满钵满的企业家和企业,则纷纷捐出巨款,5000万元乃至1亿元的额度,都出现了。这一年,被认为是1949之后的慈善元年,以民间为主体的慈善,终于到来。由企业家和企业捐款成立的慈善基金会、NGO,越来越多。

最具创新的捐赠者是曹德旺,他是福耀玻璃公司的董事长。2011年,65岁之际,曹德旺从自己持有的福耀玻璃股份中捐出3亿股,价值35.49亿元,成立了河仁基金会。曹德旺成为中国大陆的股捐第一人,河仁基金会成为中国大陆的第一家家族基金会。无论是股捐,还是家族基金会,都是美国慈善的主流模式。但对于中国大陆来说,这是新的突破。

曹德旺捐出价值35.49亿元的股份,却要缴纳5亿元的税,这是亟待突破的制度障碍。以税收为主的制度障碍,一旦在法律层面获得解决,富豪做慈善的积极性自然得到提高。达则兼济天下的儒家情怀,虽有隔断,如今被越来越多地提及和承认。慈善正是民间人士兼济天下的最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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